猪言无忌

大唐二十帝(下)- -

                                      

十一、大唐二十帝之顺宗李诵（761～806）

　　顺宗李诵可能是唐代历史上最令人惋惜的皇帝。在他短暂的44年生命历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东宫度过的。但是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受到父皇的猜忌而时时自危。经过这漫长的等待与暗中的准备，换来的帝位却只维持了短短的八个月。唐朝的皇权此时一直周旋在宦官、藩镇、朝臣三种政治势力中间。而前两者显然是非正常势力。德宗与藩镇的斗争失败之后，中央沉寂了很长时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积累力量。所以在顺宗即位之前，天下名士已经引领相望，希冀在政治上能大有作为。就在这短暂的八个月中，他推动了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改革运动，但疾病夺去了他说话的能力，他也因此失去帝位，改革最后归于失败。他在登上皇位的一刻，就已被时人看作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悲哀的是他最后也确实只扮演了一个过渡性的角色。
　　
　　东宫废立风波
　　　　
　　顺宗李诵生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大历十四年受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后立为太子，作为储君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太子禀性宽厚仁和，但其实内心极有主张。辅导他读书的老师们对他怀有良好的感情，因为他严格遵守礼节，每次见到老师，虽然离得很远，也会起身相候，提前施礼。在东宫中和他亲近的人也都品行端正，才能出众。太子本人喜欢书法，尤其擅长隶书。德宗时赏赐给节度使的敕文都由他亲笔抄写后下发。太子不仅文才出众，还兼武略，临危不惧。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二帝四王之乱”。河北山东诸地的节度使不满意德宗的削藩政策，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卢龙朱滔、淄青李纳同时起兵，不久淮西李希烈加入叛军。建中四年（783），奉命镇压叛乱的泾原军哗变，拥立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帝，德宗出奔奉天。当年十一月，叛军已围困奉天城多日，城内粮米不支，士气沮丧。太子亲自为受伤的将士裹疮，激励士气，士卒顿首流涕，人人愿尽死力。所以将士虽被困多日，但锐气未丧，军心没有涣散。当听说李怀光勤王军快到长安后，叛军加紧攻城，使用云梯发起猛攻，太子指挥守城将士用火把沾油焚烧云梯，敌军被挫败，太子又亲率大军趁胜出击，大败敌军。
　　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他的母亲王淑妃深受德宗的宠爱，李诵也得以受宠。但是，王淑妃去世后，父子之间渐有嫌隙。太子李诵对德宗时的弊政看得是比较清楚的，尤其是宦官专权的问题，因而他对宦官始终抱有敌意。李诵最不喜欢宦官干涉政事，对德宗身边的太监总是一脸严肃，未尝假以颜色。宦官担心他上台之后对己不利，也就处处跟他作对，每每离间他们父子。
　　后来的一次突发事件差点断送他的前程。太子妃萧氏的生母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的女儿。她行事不谨慎，与一些少年子弟往来密切，有人乘机向德宗密告她淫乱。德宗大怒，将长公主幽禁起来。一年之后，又有人告她有巫蛊的行为。生性猜忌的德宗终于怀疑太子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他召见太子进行切责。太子不知所措，请求与萧氏离婚。随后，德宗立刻召见宰相李泌提出要改立舒王李谊为太子。舒王是德宗的侄子，代宗第三子李邈的儿子。因为李邈早死，李谊当时年龄小，德宗十分怜爱，引为己子，刻意加以培养。“二帝四王之乱”，德宗奔奉天时，李谊在前开道，太子李诵压后，其声望和太子已经并驾齐驱。德宗要立他显然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但李泌认为亲生子还在，这样做不合礼法。而且他认为太子柔弱仁爱，和外臣接触很少，不干预朝廷大事，已经很贤德了。现在一定是有人在离间太子。他建议德宗自己好好回忆，太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谋反的迹象，再慎重作出决定，免得以后后悔。德宗这才冷静下来。太子得知此事后，遣人对李泌说如果事情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他只有服药自杀。李泌则说太子只要做好本分就可以，只要有他在朝中，就必定力保太子。在李泌的苦谏之下，德宗终于回心转意，但父子间隔膜已经形成。在郜国公主病故后，德宗又杀了萧太子妃。太子为求自保，不敢说一句话。
　　此后，每想到这件事太子都心有余悸，刻意地韬光养晦起来。近臣王叔文也都提醒太子不要任意发牢骚，以免贻人以口实。王叔文，原籍浙江越州，他因善于围棋而知名，进而得以入东宫娱侍太子。太子在东宫常常和他的伴读、王叔文等人谈及民间的疾苦。一日兴起，他说他一定要把这些告诉给皇上，众人都赞成，只有王叔文不说话。等众人散去之后，太子独留王叔文，问他有什么意见。王叔文说：“我想太子现在的职分应当是问候皇上的饮食起居，不应该多干涉朝廷上的事情，免得引起无端的怀疑。不然，到时候有人再在皇帝面前诽谤您，太子将何以解释啊?”太子非常感激地说：“要不是你提醒我，我怎么能想到这一层！”于是愈加信任王叔文，有什么事情都先和他商量再做定夺。此后，整个东宫就在这种气氛中隐忍和等待。
　　
　　二王集团
　　　　
　　顺宗的最终即位颇费了一番周折。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重病不豫，所有的皇子和重要的大臣都聚集在皇宫中，德宗弥留之际，呼唤太子之名，却发现惟独太子不在身边。原来李诵正患中风，不能前来。德宗呜咽而泣，抱恨而终。德宗死前十分仓促地召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内草拟遗诏。有宦官说：“废立之事还没有议定。”宦官的态度像是把立新皇帝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而且摆明不想立太子。其实，之所以没有议定，也是因为他们之间意见还不统一。他们气焰嚣张，众人都不敢应对。只有卫次公厉声说：“太子虽然有疾病，但毕竟是长子，天下归心，理当即位。如果日后真有不测，逼不得已，还有广陵王（顺宗长子，即以后的宪宗李纯）嘛。如果不如此，必有变乱！” 郑絪等连声附和。于是大计乃定，太子得以顺利即位。一年前太子轻度中风，因嘶哑而不能正常处理政务。此时，他为了平息众人对他的疑虑，强忍着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才安定下来。
　　经过多年准备，顺宗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东宫旧人为主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中的领袖人物是王叔文。叔文十分有主见，在诸人中最得信任。渐渐地，叔文结交了十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王伾、韦执谊等人。
　　王伾，原籍浙江杭州。他相貌丑陋，甚至还不会说长安上层流行的官话，只能说家乡的吴语。所以一开始他就很不受重视，以至在他被顺宗提拔后，很多人对他表示不服。
　　韦执谊，关陇人，世家旧族。自幼聪慧过人。只有二十来岁就在德宗时官拜翰林学士，资历本高于王叔文等。
　　另外，著名的两位文学家也在这个团体的核心之内。
　　刘禹锡，字梦得，祖籍中山，当时已经以文名重一时。德宗时做监察御史，与韦执谊是好朋友。王叔文非常欣赏他的才学，曾说过他有做宰相的气魄。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幼年时即聪明绝伦，文章精致中蕴涵气魄，被时人所推崇。德宗时为监察御史。与王叔文、韦执谊私交甚厚。
　　因为这个集团以二王为核心，所以被称之为二王集团。我们可以看到，二王都出自南方寒族。唐朝的朝臣主要以关陇旧族和山东士族为主。关陇旧族源于北周，是唐朝立国之基础。而山东士族则以门风优美和家学传承已绵延数百年，根基十分深厚，从唐太宗时代开始在朝廷中渐渐崛起。唐朝虽然是一个贵族政治逐渐趋向衰落的时期，科举所带来的新兴士人阶层在中唐正在上升。但是王叔文和王伾又都不是科举出身，一直都人微言轻。所以二王集团要站稳脚跟，就需要另外两支实力集团——宦官和藩镇的支持。他们一开始就成功地与宦官集团中的一些人物采取了联合。最主要的就是李忠言，顺宗做太子时他服侍其左右，为人又小心谨慎，不干预朝事，顺宗对他很放心。但是除了接近皇帝，李忠言在整个宦官集团号召力很有限。然而，经过在东宫长期的酝酿，二王集团要采取的政治措施必然包括打击宦官势力。当时的藩镇，乃是中央的大患，自然也是需要打击的。这样，二王集团所处的局势就十分微妙。
　　顺宗对德宗时代的问题认识比较深刻。而德宗一味姑息藩镇，任由宦官跋扈也已经引起朝臣不满。顺宗一即位，就立即开始提拔东宫旧臣，十分希望依靠他们实现做一个贤明君主的政治理想。在顺宗即位当天，他就非正式地命王叔文入直翰林学士院，而王伾则入柿林院，那是十分接近皇帝寝殿的地方。这样，二王就进入了实际上的权力中枢。王叔文自己不能再像在东宫时那样接近皇帝，但王伾依然可以随时出入皇帝身边。于是王伾就得以将王叔文的意思禀告顺宗。王叔文自己不便直接担任宰相，于是让资历更有可能服众的韦执谊为相。正式的任命是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任翰林学士，前司功参军、翰林待诏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任翰林学士。王叔文有决策权，韦执谊有了行政权。
　　二王行动十分迅速，在上台之后立即谋划掌握财权，让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而王叔文为副。杜佑是当时的理财名臣，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他的《通典》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历代典章制度的巨著。但是他已经年逾七十，让王叔文做副手，二王集团的用意十分明显。
　　顺宗因为中风愈发严重，甚至面容扭曲、失声，并不朝见群臣，在宫中只由李忠言和一个得宠的牛氏昭容侍候。王叔文的想法通过王伾传达到内廷。顺宗通过点头或摇头将自己的意见告诉给牛昭容，牛昭容又交给李忠言，再由李忠言最后交给王叔文等。大事遂由王叔文等裁定，而后再由宰相韦执谊执行。
　　由此可见，二王集团是通过独断专行来推行他们的最初设想的。这种安排引起了其他朝廷大臣的非议。
　　　　
　　转瞬即逝的永贞革新
　　
　　二王集团在最初当政的几个月内，激烈地抨击朝廷中荒怠的风气。他们首先废除了诛求无厌的“宫市”制度。德宗时期，宫中的宦官就经常以皇室采购为名对平民进行掠夺。这些宦官耀武扬威地巧取豪夺百姓的财产。他们欠账不还，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同一家店铺，直到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因为“二帝四王之乱”之后中央财政越来越困难，德宗对此事基本上是持默许态度。后来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名篇《卖炭翁》中就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掠夺的残酷：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赦，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二王随后进行的改革是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专门捉鸟兽供皇帝赏玩，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诈百姓的财物。他们经常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者张网于井上，不许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才作罢。顺宗做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是为百姓除了一害。
　　顺宗及二王罢黜“宫市”和五坊小儿，一方面反映了皇帝的自律，一方面也有整肃宦官的意思。由于直接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被断了一大财源的宦官自然对皇帝和二王集团越来越不满。
　　二王又废除了“日进”、“月进”制度。“日进”“月进”制度始于玄宗朝后期，也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地方上的节度使为了讨好皇帝，不断向皇帝进奉钱财，有的每月进奉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幕僚也争相效尤，成为一种时弊。而一些官僚又借进奉之名中饱私囊，随意增派赋税，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到顺宗朝，这种恶习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王叔文等人以顺宗的名义取消这种制度，同时还下令减免民间以前对官府的欠账，降低盐价。这些措施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日进”和“月进”本是朝廷在当时财政困难下的重要财源，顺宗能够这么做，也可以看出他改革求治的决心。
　　顺宗和二王想先打造出清正廉洁和节俭的宫廷和政府，然后稳固住自己的统治基础，收拾民心，重塑皇室的威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是太理想主义、太不现实了。
　　　　
　　风云突变
　　
　　二王的改革并没有像他们想象得那样顺利地进行下去，很快就出现了波折。
　　首先，他们内部出现了不和。作为改革集团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韦执谊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上的见解不同，王叔文大力打击异己，韦执谊则较温和，想要尽量团结其他朝臣。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王叔文这个人狂妄傲慢，韦执谊对他越来越看不惯。其他成员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争吵。
　　　　其次是官场上其他官员的反对。刚才已经谈到，二王集团的大部分人本来出身于南方寒族，势力单薄，根基很浅，因为皇帝的超拔而一时得势，自然引人嫌忌。他们完全依靠皇权而得势，但是此时的顺宗已无法正常担负起一个皇帝的职责了。同时，他们这个集团独断专行，又不懂得团结实力派，本来是政治上弱者的他们愈加单薄无助，日渐势微。
　　其他一些地方节度使也对王叔文等施加压力。王叔文当政不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就派心腹刘辟到京师对王叔文进行威逼利诱，提出要完全占领剑南三川（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韦皋在德宗年间代替入朝的张延赏镇守蜀地，因对吐蕃作战立有大功，重新与南诏结盟而受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又加检校太尉。王叔文认为韦皋在蜀的二十多年中靠收重税以取悦皇帝，弄得声誉极坏，因此断然拒绝了韦皋的无理要求，并准备将刘辟绳之以法。但是韦执谊力持不可。王叔文本以为韦执谊由他提拔才有宰相之任，当听他差遣。但此时，韦执谊却敢于和他唱起反调，两人的关系于是迅速恶化。而韦皋对二王集团怀恨在心，处处与之抵牾。许多藩镇惧怕王叔文限制自己的权力，故意制造紧张空气，指责王叔文专权。这样二王集团又与藩镇交恶，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
　　宦官之中，也有党派，互有争斗也互相联合。在深恨宦官的顺宗即位后，大多数宦官团结起来。一位大宦官站在了李忠言的反面，他就是俱文珍。虽是宦官，但俱文珍才干出众。李忠言性格懦弱少言，每次与王叔文商议都唯唯诺诺而已，而俱文珍则敢于在傲慢的王叔文面前激烈地争论。他联合其他宦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准备采取行动。
　　二王集团需要和宦官集团作斗争，就必然要与他们争夺军权。宦官集团胆敢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直接控制朝廷的精锐军队神策军。王叔文等人为求自固，一直想渗透并直接接管禁军，并想把宦官赶出他们新近抓住的军事阵地。当时神策军的主力在京西。永贞元年（805）五月，顺宗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军统军，充任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虽然京西诸镇从性质上讲是地方驻防系统，但实际上都归神策军的最高首领左右中尉的统领，他们与宦官的联系十分紧密。唐朝后期，军队的掌握常常是以家族、师生或上下属的关系来维系。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兵将对主帅的忠诚往往高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所以，神策军仍被宦官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是换一个主帅就能解决问题的。
　　和杜佑一样，范希朝也是老臣，只是二王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而韩泰是刘禹锡的表兄，也是二王集团的成员。他们希望用和夺财权一样的方法来夺取军权。范希朝和韩泰到来之后，京西将领们就觉得他们不是自己人，一面观望，一面通知俱文珍等。当他们开始意识到所面临的威胁后，俱文珍下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由于接到了俱文珍的指示，在韩泰来到军营之后，几乎没有人去他的营帐报到。
　　朝中支持者的根基本不深，又迅速与宦官和藩镇交恶，一时风光无限的二王集团这时候已经岌岌可危了。
　　　　
　　逼宫退位
　　
　　顺宗的病情愈来愈重，意识也日渐不清。他作为皇帝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怀疑。一切都在按照他即位前卫次公的那句话在发展。人们都认为，顺宗的帝位长不了了。而二王集团专权引起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让病重的顺宗引退似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宦官集团和大部分朝臣都在向皇帝施加压力。
　　永贞元年（805）四月，顺宗册立长子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形势开始了逆转。太子接受百官的朝贺。众大臣目睹太子风度后，都十分欢喜。只有王叔文面带忧虑，他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口不敢言，只有吟诵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衣襟。”
　　俱文珍行动迅速，到了五月就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叔文越发害怕了。而坏消息又同时传来，派去京西的韩泰向他回报，京西诸将表示了不合作的态度。
　　到了七月，王叔文的母亲去世，心情苦闷。而韦执谊愈加不听从他的意见，又使他大为震怒。于是王叔文与人密谋准备杀掉韦执谊和不依附于他的人，更加搞得人心惶惶。王伾还不停上疏希望能够挽回局面，但已于事无补，不久也放弃了努力，一下子病倒。二王集团于是迅速分崩离析。俱文珍则步步进逼，屡次启请由太子监国。顺宗被迫答应。
　　八月，太子即皇帝位。顺宗退居兴庆宫，称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太子一上台就打击二王集团，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不久，王伾就病死贬所。五个月后，元和元年（806）正月，顺宗驾崩，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
　　关于顺宗的死，有颇多疑点。宪宗即位后，舒王李谊也暴卒，时间蹊跷，让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一系列的阴谋。《顺宗实录》相关部分后来屡有改动，文字隐讳，更令人怀疑。刘禹锡、李贺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暗有所指，但事实究竟如何，现在恐难以判断了。
　　反正，宪宗几乎全部扳倒了二王集团。韩泰先贬为抚州刺史，再贬为虔州司马；韩晔被贬为池州刺史，再贬为饶州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司马；就连宰相韦执谊也被贬为崖州司马。历史上就习惯称他们为“二王八司马”。


十二、大唐二十帝之宪宗李纯（778～820）

　　宪宗李纯在唐代中后期的历代君主中，堪称是最有作为，最有闪光点的皇帝。他28岁即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在这十五年里，他建立了远胜于他父亲和儿子的功业。宪宗审时度势，连连用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在形式上将唐帝国重归一统，历史上被称为“中兴之主”。
　　
　　逼父退位，万象更新
　　
　　宪宗李纯（原名淳），是顺宗长子，母庄宪王太后。代宗大历十三年（778）二月生于大明宫。宪宗小时候便显得不同一般，六七岁时，德宗把他抱在膝上，问道：“你是谁的孩子啊，怎么坐在我的怀里？”他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德宗听到长孙这稚气的话语，又惊又喜，不由得越发怜爱他。顺宗即位当年（805）四月，便册立他为皇太子。
　　永贞元年（805）八月，即位仅数月的顺宗便禅位给年方28岁的李纯。宪宗如此快的获得皇位，并不是顺宗的意愿，而是宪宗以及整个朝野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顺宗在位几个月，实行了永贞革新，起用了许多后进新人，损害了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因此，各个政治集团联手向顺宗“逼宫”，李淳本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宦官、外朝和藩镇的联合之中，亲手向父亲夺权，迫使父亲禅位给了自己。
　　这样，在顺宗末年朝野各个政治集团斗争的背景下，宪宗即位了。当时的帝国已走过180余年的漫漫长途，留给宪宗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官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在短短一年之内，先后经历了三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变动必定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这时候就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来稳定当前的局势。
　　宪宗刚明果断，欲奋志有为。在他即位后不久，升平公主进献女子十五人，被他严词拒绝。又过了几天，荆南的官员献上两只毛龟，作为新皇帝即位的祥瑞。但是宪宗却下诏书说：“我继承皇位，心里面珍贵的是治国贤才，而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都是虚华不实的装点。从今以后，所有祥瑞之类的事情，统统报告给有关部门就行了，不要再报告我；而珍禽异兽更是要赶快停止进贡。”刚刚即位的宪宗就显示出了对国家社稷的关心，对娱乐享受的淡漠，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增强了朝臣们的信心。宪宗即位的次年，改年号为元和，而在他的统治期间，唐朝在衰落的总趋势下有了一个短暂的上升，于是后世称赞其为“元和中兴”。
　　
　　政归宰辅，励精图治
　　
　　宪宗即位之初，读前朝祖宗的实录，看到记载太宗贞观、玄宗开元时期的历史，手不释卷，对身边的宰相说：“太宗创业，玄宗治理，看过国史之后，才知道我自己万倍不如他们。他们主政的时代，尚且须要宰相臣僚同心辅助，我今天哪能独自决断呢？”从此每天和宰相们讨论政务，往往到深夜。元和七年（812）五月的一天，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讨论治国之道。当天阳光毒辣，暑气很强，宪宗的汗水浸透了衣服。宰相们担心皇帝身体不适，都请求结束。但宪宗挽留说：“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治之要，殊不知倦也。”
　　宪宗一朝贤相如云，而且各有所长，成为唐朝中期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元和元年（806）四月，宰相杜佑请求解去财赋之职，并且推荐李巽接替自己为度支、盐铁转运使。担任这一职务掌管财政税收的人，自从刘晏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李巽上任以后，第一年征收的赋税就与刘晏所征数目差不多了，到第二年就已经超过了刘晏，第三年就比刘晏多收入了一百八十万缗。元和四年，李巽又推荐了程异，担任杨子巡院留后，官至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异对江淮地区赋税之弊做了许多重大改革。后来，程异也做了盐铁转运使，他对政府财政的贡献使中央收入大为增加，为宪宗对藩镇用兵提供了财政支持。
　　宪宗所用宰相多可谓“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尤其是宰相臣僚与皇帝同心议政施政的局面，实在是开元末年以来唐朝少有的景象。从太子监国到最后暴崩，整个元和年间，军国大权都归于宰相，于是才能使纪律重新更张，进而剪除祸乱，打击藩镇。大权归于宰相，是“唐室中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依靠他们，宪宗在各方面做好了对付藩镇的准备。
　　不过尽管如此，宪宗朝的政治斗争依然激烈，宪宗皇帝时而依靠宦官打击朝臣，时而依靠朝臣打击宦官，总体上以支持宦官为多。面对宦官和朝臣，宪宗以他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玩弄着平衡的游戏。但是，宪宗没有意识到，由于他支持宦官，打击朝官的势力，使得宦官在宪宗朝的势力越来越大，成为影响以后几朝政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而朝臣方面，虽然在打击宦官问题上具有了一定的联合，但他们的内部也充满了斗争。后来困扰唐朝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就起源于此时。元和三年（808）四月，宪宗对各部门推荐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生进行考试。其中有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都直言时政失当之处，毫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等人将他们归入成绩最优秀的上第中，宪宗也很欣赏他们。李吉甫因厌恶他们言词过于直切，对宪宗哭诉：“皇甫湜是翰林学士王涯的外甥，王涯对考试结果进行了审定，这些他们都没有事先主动说明。”宪宗没办法，只好贬斥了韦贯之、王涯、杨于陵等人。牛僧孺等人也长期得不到调任，分别被藩镇征用为幕府的幕僚。由此，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长期得不到重用，便怀恨在心。宪宗以后，这些人许多都投靠宦官，重新回到了朝廷任职，甚至官为宰相。后来，他们与李吉甫之子李德裕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斗争，造成了唐朝中央的混乱局面。
　　
　　翦除藩镇，一统全国
　　
　　宪宗的祖父德宗在武力解决藩镇问题一度失败后，一直贯彻姑息容忍、同时积聚实力的政策。到宪宗即位时，一方面各藩镇的割据气焰愈发嚣张，另一方面朝廷经过韬光养晦政策后也积聚了一定的实力。所以宪宗决定采取较为主动的策略。
　　（1）第一阶段：初定三镇
　　宪宗刚一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病卒。西川节度副使刘辟自封为留后，上表请求朝廷追认。朝廷不许，于是他起兵包围了东川。宪宗想讨伐刘辟，但又不愿意轻易开启战端，大多数公卿们认为蜀地险峻坚固，难以攻取。只有杜黄裳和翰林学士李吉甫主张用兵。杜黄裳说：“刘辟不过是个狂妄书生，征服他不费吹灰之力。据臣了解，神策军使高崇文智勇双全，可以当此重任。只要陛下将军事大权交与他一人，一定能生擒刘辟。”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派高崇文和其他几路大军共同讨伐刘辟。高崇文当时有五千兵马，平时就保持着战备状态，因此一接到诏书就启程了。高崇文部队的纪律十分严明，在行军途中，士兵在旅馆吃饭时将主人家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此人斩首示众。在这样的纪律保证下，高崇文作战接连获胜，正月出兵，到九月就长驱直入成都了。刘辟被擒获，西川平定，高崇文将刘辟押送京师，将他的党羽也一并处死了。
　　永贞元年（805），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宰相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征无功，骄横不逊，将其解职。元和元年（806）三月，杨惠琳拥兵抗拒朝廷任命的新夏绥节度使上任。河东节度使上表请求征讨杨惠琳，部队还在调遣之中，夏绥将士已感到莫大的军事压力。不久夏绥内部发生兵变，杨惠琳被杀，他的头颅传送至京城。解决杨惠琳之叛，宪宗没费吹灰之力。
　　夏、蜀两地叛乱平息之后，藩镇诸将都极为恐惧，不敢妄动，纷纷请求入朝，表示对朝廷的臣服。镇海节度使李锜心中深感不安，也请求入朝觐见。宪宗趁机允许李锜入朝，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朝廷的威望。但是，李锜实际上并没有诚意进京，于是一再拖延行期，以生病为借口，请求年底再入朝。宰相武元衡对宪宗说：“李锜请求入京朝见就允许他朝见，请求不来朝见就允许他不来，这样下去，靠什么去对全国各路兵马发号施令呢！”宪宗认为此话在理，于是就下诏征召李锜进京。李锜无计可施，终于谋反。宪宗颁布制书，削夺李锜的官职和爵位，并派淮南节度使统帅各路人马前去讨伐。李锜部将等人料定李锜要失败，便合谋活捉了他，并将其押送京城。最后，李锜和他的儿子被处死。朝廷查抄了他的家产准备运往京城，翰林学士李绛进言说：“李锜盘剥六州百姓，使得自己富有。现在不如把这些财产赐给浙西的百姓，用来取代他们今年的赋税。”宪宗同意了这个建议，镇海地区的百姓为之沸腾。镇海的叛乱至此也被平定，宪宗仍未费吹灰之力。
　　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平定，极大地增强了宪宗君臣削平藩镇的信心和决心。
　　（2）第二阶段：方略之争
　　当时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已经不大，朝廷与藩镇的斗争之所以有胜利的可能，就在于藩镇的分散，相对于单个藩镇，朝廷尚有一定优势。同时，藩镇也是有强有弱，打击他们也就要有个难易先后、轻重缓急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就像当年的德宗。初平三镇之后，面对实力最强，割据时间最长的河北地区，宪宗的挑战才真正到来。从空间上来说。成德王士真在北，魏博田季安在南，卢龙刘济又在成德之北。他们拥兵自重，相互支援。自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就脱离了中央的实际控制，子孙世袭节度，朝廷无法干预；赋税自享，朝廷无法征收。
　　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其子副使王承宗不经朝廷任命自己做了留后。宪宗因为已经平定了三镇，想由此彻底革除河北藩镇世袭之弊，趁王士真死，由朝廷委派节度使接替他的位子，如果成德不从，就兴兵讨伐他们。宪宗经过征询诸位大臣的意见，提出任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削夺他所管辖德、棣二州，将它改为一个镇，使它能够向国家交纳两税。翰林学士李绛认为这样太冒险，容易导致河北藩镇集体反抗，不如派吊祭使到王承宗处，让他私下开导王承宗，使他上表陈请，如果王承宗听从命令，固然是顺乎情理的，如果王承宗不肯听从命令，也不会损害朝廷的体面。
　　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都得了重病。宪宗再次提出发兵讨成德的问题。李绛等人很清晰地把握了形势，西川、浙西两地的周边四面都是国家控制的州县，没有可以互相支援的割据势力，只有刘辟、李锜狂妄企图搞阴谋，一旦大军压境，他们就会军心涣散，一溃千里。但是河北藩镇的情况与西川、浙西不同：他们的割据时间已经很长；军人都是世代为兵，只忠于主帅，心里没有国家。如果朝廷贸然行事，各个节度使担心将来会被瓜分削职，就会相互勾结起来，联合与朝廷对抗，后果不堪设想。还是等到刘济、田季安过世以后，如果有机可乘，再谋划取缔他们。现在出兵为时尚早，天下太平的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
　　另一方面，王承宗因为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心里很是恐慌，屡次上表自我表白。宪宗派人前去安抚王承宗，王承宗接受诏书时非常恭敬，并且愿意献出德州和棣州两地。于是宪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节度使，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并统领德州和棣州两地。但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派人对王承宗说薛昌朝是朝廷特意安插在他身边的人。王承宗马上反悔，于是袭击了薛昌朝，并将他抓了起来。宪宗又派中使开导王承宗，让他释放薛昌朝。王承宗却拒绝服从诏令。由于宪宗讨平成德之心过于急切，没有接受李绛等人先易后难的平藩方略，派兵招讨成德。十一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故，部将吴少阳自为留后。宪宗以为河朔正在用兵，不能同时讨伐吴少阳，承认了吴少阳为淮西留后，反而失去了战机。
　　讨伐王承宗前后历时十个月，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余万缗，损兵折将，却收获甚微。朝廷以兴师太久而无实效，宪宗不得已下诏恢复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宪宗的努力归于失败，宪宗也开始有些灰心丧气。
　　（3）第三阶段：收复魏博
　　元和七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卒，其子田怀谏继任为副使，掌管军务。田怀谏召回牙内兵马使田兴，任命他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宰相李绛认为，田怀谏只是一个小孩，还不能够独立听政断事，军府的大权必然被他的亲信所控制，其他不能掌权的将领一定会不服气，产生怨恨心理，到那时，魏博镇必然内乱，田氏家族就会灭亡。果然，由于田怀谏年幼，军中政事完全由家中的仆从蒋士则决断，引起了魏博军队的不满，于是便杀了蒋士则，借机推选田兴为留后。李绛对宪宗说，田兴从众多将领中被提拔上来代替主帅之职，破坏了藩镇继承的世袭制度，这正是相邻各藩镇所忌恨的。田兴没有朝廷的援助就会失去生存的靠山，因此必然会倒向朝廷。朝廷可以不必出兵，等魏博自行归附。宪宗同意了李绛的建议，对魏博田兴采取招安的政策。十月，朝廷改先派遣中使宣慰的惯例，直接降“白麻”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感激流涕，众将士也都深受鼓舞。
　　魏博归附后，宪宗看到魏博不顾四周相邻各道的反对来归顺朝廷，从内库拨出一百五十万缗赏赐给魏博犒赏军士，同时又减免了魏博所辖六州百姓的赋税徭役一年。这一举动，收买了魏博的人心，同时也使其他藩镇想要拉拢魏博的计划落空。
　　至此，田兴不仅向朝廷奏报各地所缺官员九十员，请求有关部门登录姓名，拟定官职，并且在魏博推行朝廷的法令，向朝廷缴纳赋税。郓州、蔡州、恒州的藩镇游说田兴，田兴始终不肯听从他们背叛朝廷。元和八年正月，宪宗赐田兴名弘正。魏博就这样“悉心奉朝廷，变两河藩镇故事”，成为元和年间中央抚平藩镇的一个特例。
　　（4）第四阶段：讨平淮西
　　元和九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隐瞒了他的死讯，自己统领军中事务。宰相李吉甫向宪宗进言说：“淮西与河北不同，四周没有援兵。国家屯驻数十万兵马，以防备淮西，将士的劳苦与国家的开支都是难以维持的。机不可失，如果失去这次攻取吴元济的机会，以后找机会就更难了。”于是宪宗在成德之败后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兴兵讨伐淮西。
　　元和十年三月，包括魏博军队在内的各路兵马一起讨伐吴元济。吴元济求救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这二人多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没有答应。于是李师道派部队二千人奔赴寿春（今安徽寿县），声称帮助官军，实际是为了援助吴元济。为了策应吴元济，李师道派人招募数百恶人，攻入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三万余斛，造成人心恐慌。朝廷大臣们一见讨伐的物资被毁，纷纷请求停止用兵，但是宪宗却只是派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行营查看用兵情况。裴度回朝后，向宪宗汇报了攻取淮西的必然性，又向宪宗推荐了李光颜。宪宗的决心因此没有动摇。
　　不久，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元和十年六月，李师道派刺客刺杀了力主征讨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并击伤了裴度。当即有人请求免去裴度的官职，以安定恒州王承宗、郓州李师道驻军的军心。然而，暗杀并未能阻止宪宗征讨淮西的决心，他反而以裴度为宰相，将调动军队的大权完全交给裴度。裴度从此加紧了对吴元济的讨伐。
　　期间，朝廷误以为刺杀武元衡是成德王承宗指使，下诏数其罪恶，绝其朝贡。而王承宗又纵兵四掠，魏博、卢龙、横海、义武四镇屡上表请讨王承宗，宪宗同意了。这样，朝廷就陷入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暂时处于劣势。朝官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决心不变，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现在只讨论用兵的策略，察明不能胜任的将帅并更换他，发现哪里军粮不充足去帮助他们就是了。难道能因为某一将领的失利，便忙着商议罢兵吗！”年底，宪宗以李愬为主将，继续进攻。李愬到达唐州（今河南泌阳）后，安抚军心，查明敌情，重用降将，麻痹对方，瓦解敌军士气，鼓舞官兵斗志。
　　元和十二年五月，宪宗不得已先暂时停止对成德用兵，集结力量全力攻打淮西。不久，战局开始出现转机。李愬先后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外围的一些要点，与郾成李光颜的主力相联合。五月，盐铁转运副使程异自江淮督办财富而来，提供军钱一百八十五万缗，朝廷讨伐大军的实力上升。而另一方面，吴元济手下的将领很多都归顺了朝廷，兵势日减，因此他上表谢罪，表示愿意归降朝廷，亲自前往京师请罪。宪宗下诏同意他的请求，免除他的死罪，但吴元济被其手下大将董重质所控制，无法离开蔡州。这样，双方便陷入胶着状态。宰相李逢吉等人以军中士气低落，财务耗尽为由，建议宪宗罢兵。只有裴度表示坚决消灭淮西吴元济势力，并要求自己亲自到前线带兵，宪宗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同意了裴度的意见。当时，各道军队皆有宦官中使监军，一切军事行动都不由主将作主。裴度至郾城前线，奏请宪宗罢除了各军督战中使，使各军将领得以全权指挥军事。
　　淮西精兵都在郾城以南的洄曲和边境，防守节镇首府蔡州的都是老弱兵将。九十月间，官军将领决定趁虚直取蔡州，由李愬密报裴度获准。十月的一天晚上，李愬以精兵九千分为前、中、后三军，自己统领中军，顶风冒雪奇袭蔡州。第二天清晨，大雪停止，蔡州城被攻破，吴元济被俘。此时，董重质拥有精兵万人占据洄曲，李愬便寻找到董重质的家人，对他们厚加款待，还派遣董重质的儿子前去劝他投降。最终，董重质单枪匹马前来向李愬投降。李光颜另一路的大军不久进占洄曲，周围各地叛兵共两万余人相继来降，淮西遂平。
　　淮西既平，宪宗又趁势讨伐李师道，很快成功。元和十五年，成德王承宗卒，其弟王承元继任，上表归顺朝廷。至此，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贡供赋的局面结束，各镇尽遵朝廷约束。
　　宪宗平定藩镇自有其个人英武果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平藩时的条件远比其祖父德宗时好：军事上占有优势，经济又得以恢复，对手也从野心勃勃的异族宿将变成了毫无经验的纨绔子弟。吴元济败亡之际还高枕无忧，整日与妻妾鬼混；李师道不留心军政，以善于吹奏乐器自娱。吴元济被朝廷灭掉后，李师道在是战是和这种事关安危的大问题上，居然听信妻妾们的话，朝三暮四，惹得朝野上下一致主张声讨，军队内部也四分五裂。总之，宪宗能够抓住机会，平定藩镇，使之无法独立，对于稳定政局、加强中央集权功不可没。
　　
　　炼丹信佛，被弑丧命

　　早在元和五年（810），内给事张惟则出使新罗归来，献给宪宗一个黄金铸成的龟形大印，自称遇见了仙人，而这位仙人对他说，宪宗是自己的旧友。宪宗自此被张惟则的话搅得神魂颠倒。同年八月，宪宗和宰相们讨论神仙是否可信的问题。宰相李藩对他多有进谏，可惜宪宗仍对神仙之事半信半疑。唐代皇帝尊崇道教，一是因为李唐奉老子为始祖，通过弘扬道教来维护统治；二是想借道教的炼丹术，服长生不老之药。宪宗在政治上多有作为，晚年自然希望能够永享亲自奋斗得来的成果，于是越发信任神仙方术之流。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奉陕西风翔法门寺的佛骨来京，在宫中供奉三日，然后在京师诸佛寺巡回供奉。韩愈上疏力谏反对，宪宗却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淮西平定，河北藩镇接受朝廷约束以后，宪宗开始逐渐骄奢。他下诏天下，广招方士，很快周围就聚集起一大批练药的骗子。但宪宗近乎痴狂地相信他们的谎言，服下丹药后，口干舌燥，经常为一些小事烦躁暴怒，左右服侍的宦官宫女往往被怪罪，责骂挨打，甚至有人被处死。整个皇宫人人自危，宦官们都对皇帝的变态感到恐惧，每天胆战心惊地服侍着宪宗。宪宗所立太子的母亲郭妃和她的兄弟们为夺取权力，联系了几个颇有实力的宦官，绕过宪宗的亲信宦官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决定谋害宪宗，扶太子即位。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宦官内常侍陈弘志和王守澄合谋在中和殿毒死了宪宗，对外宣称皇帝暴病而死。穆宗即位后，也没有惩办弑君的凶手，并且马上镇压了吐突承璀拥立澧王的行动。事实上，穆宗李恒正是整个元和逆党名义上的领袖。他一即位，便开始大肆封赏参与阴谋杀害宪宗的人。
　　作为“中兴君主”的宪宗，对整个帝国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一系列战争，宪宗打击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势力，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此后，藩镇的格局一直持续到唐朝末年。宪宗像祖父德宗一样，宠信宦官，放纵宦官，最终自己没能逃出宦官的阴谋。如果他能以自身的威望和力量将宦官势力彻底打击下去，是完全有可能扭转肃、代以来宦官专权跋扈的局面的。但宪宗受宦官蒙蔽太深，以为朝官有朋党，不如这些阉人可靠。其实，正是这些宦官刻意渲染本不严重的朋党之争，才得以离间君臣关系，而宪宗却被蒙在鼓里，对宦官们的话深信不疑。到了统治后期，宪宗宠佛信道，追求长生不老，朝政日益混乱，被最信任的宦官和太子害死，这是宪宗自己种下的苦果。


十三、大唐二十帝之穆宗李恒（795～824）

　　穆宗李恒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唐朝的第十二任皇帝。他二十六岁时即位，一生喜好玩乐，只做了四年皇帝就去世了，身后却有三个儿子先后即皇帝位。
　　贞元十一年（795）七月，李恒出生在大明宫的别殿。李恒的母亲郭氏出身名门，其父是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其母是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这种高贵的出身给李恒带来了先天的优势。刚开始时李恒被取名为李宥，封为建安郡王，后来又被进封为遂王。在他正式成为太子之前，宪宗本来已经立了长子李宁为太子，但李宁却在十九岁时夭折，而次子李恽的生母又地位不高，所以李恒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十月被立为太子。
　　宪宗突然在中和殿被毒死后，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和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人共同拥立李恒做了皇帝，吐突承璀及澧王李恽也很快被杀死，穆宗统治的时代从此开始。
　　
　　初登帝位，喜忧参半
　　
　　元和十五年二月，穆宗登上丹凤门楼，大赦天下，正式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皇帝生涯。但就在这场严肃的仪式结束后，他居然“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十天之后，穆宗皇帝又兴高采烈地亲临左神策军观看摔跤表演，这种开端似乎预示着新登基的年轻皇帝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角色。
　　此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在为宪宗除服之后，穆宗觉得彻底没了拘束，从此更加声色犬马，宴游无度。到了当年的九月份，已经即位半年的穆宗打算利用重阳节的机会大摆宴席，但拾遗李珏率领同僚上奏，说先皇帝去世不久，按照古代的礼制标准，新皇帝应该在心里为先帝服丧三年，其间不该大动宴乐。而现在距离先皇驾崩才只有半年多，连先皇帝的年号还没有改，派往各处报丧和各处前来奔丧的使者都还没各归其位，皇帝就要大摆宴席来庆祝，这样传出去太不成体统，但穆宗却完全不听。
　　穆宗毕竟是个年轻皇帝，即位之后也有一些雄心壮志，也采取了一些对颇利国计民生的措施。即位不久，他就处理了给当时社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景陵贪污案。景陵是宪宗的陵墓，时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令狐楚负责景陵的修建工作，但他手下的官吏却经常盗窃官中财物，还不付给工人工钱，前后总共从中克扣了十五万缗，把这笔钱当作是工程的节余献给朝廷请功，结果搞得怨声载道。事情被揭发后，穆宗将令狐楚贬为宣、歙、池观察使，随后又将他贬为衡州刺史。
　　经济方面，穆宗吸纳大臣的意见，做了一些实事。自德宗实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以来，通货紧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百姓们纳税的实际数额比建中元年要高出三倍。于是穆宗召集百官，要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户部尚书杨於陵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造成钱贵物贱的原因首先是铸钱数量太少，从开元时的全国铸钱七十多炉、每年收入一百万缗减少到当时的铸钱十几炉、每年收入十五万缗，这样当然会产生货币严重不足的现象。其次许多铜钱都积聚在官仓和商人手里，甚至大量流入周边国家，这种流失必须制止。第三，有许多从前本不需要用钱交易的商品，现在也需用钱来交易，导致货币需求量增大，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钱价迅速增长。针对这些情况，杨於陵建议人们纳税的时候都上缴粮食布匹，同时增加铸钱数量，防止钱币积压和流出境外，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以后两税征收时都缴纳实物，只有盐、酒专卖仍然用钱，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和调整经济状况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穆宗执政后，对于已然形成的藩镇割据现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筹划不够完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惹出了麻烦。元和十五年（公元820 年）十月，唐穆宗下令裁减藩镇兵员，又大规模调换各地节度使，让许多人离开原有的势力范围到别处任职，从而削弱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但一些被调换过去的节度使不能和新辖地的将士和平相处，还有许多被削减下来的兵士无法解决生计问题，这些都成了后来社会动乱的隐患。长庆元年（821），卢龙发生兵变，当地将士拘禁了唐朝委派的新任节度使张弘靖，拥立卢龙旧将朱滔之孙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兵马使王廷凑也杀死新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后来朝廷想方设法征讨，却终究未能成功，最后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从此再不能对藩镇实行有效的控制。
　　
　　天子四邻
　　　　
　　在中原王朝历代的统治中，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四邻的关系，始终是一件大事。在穆宗当政之前，日益膨胀的吐蕃势力和回纥势力都给唐王朝造成了很多麻烦。穆宗即位后，吐蕃也曾经多次向唐朝的灵武、盐州、泾州等地侵袭骚扰，但始终未成气候，没有出现从前攻进内地甚至长安的局面。后来由于周边形势的变化，也因为穆宗采取的措施比较得当，唐朝与吐蕃、回纥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宪宗末年，回纥曾派遣大臣合达干来唐朝求婚，态度十分诚恳迫切，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穆宗登基后的长庆元年二月，回纥国的保义可汗去世。到了四月，唐穆宗册命回纥国新任君主为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五月中，穆宗下令，让妹妹太和公主下嫁回纥联姻，这样双方就恢复了和亲友好的关系，也使得吐蕃势力被孤立削弱。不久之后，吐蕃得知这个消息，感觉到自己很快就会被孤立，于是在六月间发兵攻打青塞堡，结果却被盐州刺史李文悦赶走。几天之后，回纥方面表示为了严防吐蕃侵扰，将会出动一万名骑兵到北庭，一万名骑兵到安西，以便迎接公主，表达对和亲的诚意。
　　到了七月，太和公主从长安出发，前往回纥。九月，屡遭内乱和自然灾害的吐蕃也终于遣使请求与唐朝结盟，穆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十月十日，唐朝派出宰相、右仆射、六曹尚书、中执法、太常、司农卿、京兆尹、金吾大将军等众多官员与吐蕃在长安西郊会盟，相约从此不再互相征伐，不再侵犯对方的领土。到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时，为了纪念唐蕃双方的会盟，吐蕃赞普墀祖德赞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立下一块《唐蕃会盟碑》，一直保留到今天。它也被称为“长庆会盟碑”或者“甥舅和盟碑”，上面书写着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唐蕃双方会盟的经过，成为汉藏两族友好相处的物证，也是今天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
　　虽然唐朝与西方的回纥、吐蕃两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节，但与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却又出现了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岭南一带黄少卿所领导的土著动乱。当时朝廷派去的军队已经在当地活动了很久，并声称已经消灭了一万多土著人，还夺取了三十六座营栅。但曾被贬官到岭南的国子监祭酒韩愈却上书皇帝，根据自身在岭南生活的经验，他认为军队上报的数字严重失实，假如真的按照屡次上报的消灭土著人数计算，当地的动乱早已被消灭干净了。但此时却愈演愈烈，他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朝廷派去的官员施政不当，既不能以德服人，又不能以威服人，平时无节制地侵扰百姓，导致当地人对他们产生严重不满，而朝廷派去的将领又总是虚报军情，使得朝廷不能及时对各种问题采取措施，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他希望朝廷能够赦免当地土著居民，并派遣有威望和才干的大臣去担任经略使，只要措施得当，就不会使当地再发生叛乱。但穆宗并没有采纳韩愈的意见，后来动乱也一直没有平息，反而越闹越大，一直到文宗朝才算平息下来。
　　
　　纷乱官场
　　　　
　　穆宗当政时期，官场上并不太平。长庆元年，由于一些暗地里的政治纠纷和利益争斗，矛盾终于走到了明处，政界爆发了一场科举风波。当时的进士考试由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二人主持，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曾经写信给钱徽向他推荐考生，但发榜之后，段、李二人却发现自己推荐的考生都没有录取，反倒是一些处于政治对立面的大臣子弟榜上有名。一怒之下，段文昌向皇帝举报说当年的考试不公平，录取的都是些不学无术、只会拉关系行贿的公卿子弟。穆宗听了不能确定，便向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询问。这几个人本来就和主考官员或录取的考生家庭有矛盾，于是都回答说考试确实有问题。得到这样的回答之后，穆宗下令复试，结果许多已被录取的进士被除名，主考的杨汝士和钱徽等人也被贬官到外地。当时有人劝钱徽把当初段文昌、李绅写给他推荐考生的信呈交给皇帝，认为这样就能让皇帝明白真相，重新处理此次事件，但钱徽却认为自己对科考一事处理并没有任何问题，既然问心无愧就不该再计较其他，而且把别人的信件拿去给皇帝看也是不道德的行为，于是把信件付之一炬。这种行为赢得了当时许多人的称道。科考一事的影响范围很大，作用也很深远，比如老臣裴度的儿子第一次已经榜上有名，却在复试中落第，这让裴度觉得很没有面子。虽然皇帝顾念他是老臣，又重新录取了他的儿子，但却更让裴度觉得心里不舒服，从此对李德裕、元稹等人都产生了很不满的情绪。
　　矛盾既已产生，而元稹等人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这一年朝廷都在忙着平定藩镇之乱，裴度就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到了年底时，元稹看到裴度立下大功，心中很是嫉妒，也担心裴度因此更受到皇帝的重用，从此会影响到自己的升迁，于是就和宦官魏弘简经常在背后阻挠裴度的军事计划，让他不能顺利实施自己的方案。后来裴度很愤怒，多次给皇帝上书指责元稹勾结宦官破坏朝廷的行动，祸国殃民，穆宗只好将元稹和魏弘简贬官。但由于穆宗一向很欣赏元稹的文采，对他的宠信并没有减轻。结果元稹更加痛恨裴度，在藩稹兵乱尚未完全平息时，就建议穆宗解除裴度的兵权，结果招来众多大臣的反对，于是穆宗只好让步。
　　元稹和裴度相互争斗不止，却给了极有心计的兵部尚书李逢吉一个机会。长庆二年时，元稹为了使自己的功劳超过裴度，暗地里制定了一个打击叛军的计划，结果却被人告诉给裴度，说是元稹要密谋暗杀他。裴度听了半信半疑，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结果这件事又被人告发到左神策军，惊动了穆宗，于是派出李逢吉等人专审此案。这件事情本来就属于捕风捉影，当然也不会查出什么结果，但审案的李逢吉却发现这是个好机会，就向穆宗报告说这都是因为元稹和裴度不和，才闹出这样的事情，两个人不能同心同力为朝廷效力，都应该处罚。于是穆宗同时免了裴度和元稹的相位，改任裴度为右仆射，元稹为同州刺史，却任命李逢吉做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使得他成了这次风波中最大的赢家。后来有官员对处理结果提出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应该被免去宰相职务，倒是策划阴谋的元稹得到的处理太轻。穆宗没有办法，只好又免去了元稹担任的长春宫使一职。
　　
　　作品与人品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在各领域中都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社会上的文化气息很浓厚，居住在皇宫中的天子也会受到外界舆论的感染，对知名的文化艺术人士产生兴趣，从而经常影响到这些文化人士的仕途命运。但一个人的作品和人品却完全是两回事，有时候作者的精神品质会在他的作品中恰如其分地显示出来，但有些时候，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和其品格修养却完全背道而驰。穆宗当政时期，这种差别在大书法家柳公权和著名文学家韩愈、诗人元稹的身上就充分地体现出来。
　　柳公权字诚悬，是名臣柳公绰的弟弟。他从小好学能文，后来考中了进士，走上仕途，一直做到太子太师的职位，世人尊称他为柳少师。他曾学习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诸位大家的书法，却又能独树一帜，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之称。唐穆宗即位之初，见到时任夏州观察判官的柳公权的书法，非常喜欢，就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有一天穆宗很感兴趣地问柳公权：“你的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柳公权话里有话地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句话让穆宗脸上顿时很不好意思，心中也明白这是柳公权在借机劝自己不要过于荒唐放纵。柳公权为人刚直豁达，与先前的颜真卿一样，都可称得上是字如其人。
　　著名文学家韩愈为人更是正直刚硬，不惧艰险。他在宪宗当政时曾经强烈反对迎接佛骨，屡次因为直言敢谏被贬出京城，穆宗即位后，他又在平息藩镇的军事行动中做出贡献。长庆元年时，王廷凑杀死田弘正自立，又包围了深州刺史牛元翼，让朝廷很是担心。当时韩愈正担任着兵部侍郎的职务，穆宗派他做宣尉使前去安抚王廷凑，让他放出牛元翼。当时的情形无比险恶，大臣们都替他担心，穆宗也叮嘱他到时候相机行事，不要轻易进城。但韩愈不畏艰险，认为皇帝劝他小心是出于仁德之心，而自己作为臣子则应该尽职尽责，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他只身进城，在叛军的兵刃下向王廷凑晓以利害，并列举了安禄山、史思明和田弘正、王承元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劝他遵从朝廷的意思。后来王廷凑被说服，答应放出牛元翼，又设宴招待韩愈，送他回朝。
　　韩愈的刚直无畏，在另一件事情里也得到充分展现。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六月时，唐穆宗任命韩愈为京兆尹，这一下竟使得平日里不怎么谨慎的禁军将士们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纷纷议论说：“当初这个人连佛骨都敢要烧，咱们可别去惹他！”
　　相比起来，穆宗朝的重臣元稹的为人就显得黯淡了许多。元稹字微之，唐代著名诗人，与白居易合称“元白”。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佳作，但与柳公权和韩愈比起来，他的人品就和文学成就形成了反比。他的诗文中多有对忠贞感情和高尚品德的描写，比如著名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出自其手，但他本人的行为却经常和作品中宣扬的精神南辕北辙。《旧唐书》中评价他“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不但屡次因个人恩怨而挑起事端，卷入政治斗争，而且行事方式也多为时人指责。比如在做江陵士曹时，他和监军宦官崔潭峻的关系就极为密切，后来崔潭峻回到京城，向穆宗献上元稹的一百多篇诗歌，借机推荐。而唐穆宗早在东宫作太子的时候，就曾听到宫人们吟诵元稹的诗歌，一直非常喜欢，这次正好提拔他做了祠部郎中、知制诰。那时宦官一党的形象很是糟糕，朝廷官员们得知元稹是因与宦官交好而受到提拔，从此就很瞧不起他。当时正好是夏天，官员们聚在一起吃瓜，有群苍蝇落在瓜上。一向颇有文采气节，而且喜欢直言不讳的中书舍人武儒衡借机讽刺元稹，一边用扇子赶苍蝇一边说：“这些苍蝇都从哪儿来的，全聚到这里来了！”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但元稹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与宦官交好上，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他气量狭小，经常因私废公，所以当穆宗任命他为宰相时，竟遭到许多人的嘲笑。
　　
　　穆宗纳谏
　　　　
　　穆宗的脾气虽坏，但也算得上颇有容人之量。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许多行为比较荒唐，也知道大臣们的劝谏都是逆耳忠言，但终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对待群臣进言的方式一般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他登基不久，监察御史杨虞卿就上疏建议他多接见大臣们，广泛征求他们对朝政的意见，尽量做到和颜悦色，这样才能广开言路。衡山人赵知微也上书皇帝，劝他不要肆意游玩，毫无节制，有些批评的言词还很激烈。穆宗虽然不能按他们说的去做，却也知道这些话有道理，所以并不怪罪他们。
　　十月里的一天，当群臣晋见皇帝时，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对于穆宗的赏赐无度表示不满，并说吐蕃势力正大军压境，国库里的金银布帛都是百姓的血汗，不是立下大功的人就不该随便赏赐。虽然现在国库的情况还不紧张，但也应该节省使用，否则一旦国家有事，到时候经费不够还要向百姓征讨钱财，可就不合适了。这时朝中已很久没有人这么提意见了，唐穆宗听了也很惊讶，却发现根本不认识这些提意见的人，就向宰相询问，得到的回答说是谏官，于是就派人去慰劳他们，并答应一定会按他们说的去做。大臣们听了都很高兴，但事实上穆宗始终没有实行过他们的建议。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皇帝居然连谏官都不认识，他平时的所作所为也就可想而知了。
　　穆宗并不是暴君，不会惩罚那些忠心耿耿的谏臣，但又想由着自己的性子贪玩，所以对一些不愿听从却又无可奈何的劝谏，他往往采取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有次穆宗想要到华清宫去玩，结果宰相带着中书、门下两省的供奉官都到延英门去集合，三次上表劝阻，说如果皇帝要去，他们也要跟从护送过去。这样一直僵持到傍晚，穆宗无法出门，大臣们也都各自退去。到了第二天早上，穆宗只带着公主、驸马等人和一千多禁军，趁着天还没亮的时候悄悄溜出城去，玩到黄昏时间才回宫。
　　唐穆宗自己整天纵情游乐，生活在一片安逸中，不曾接触民间疾苦，也就经常觉得天下太平，把事情都想象得很简单。比如有次他听说外面的人经常设宴游乐，就觉得是政通人和的表现，还兴高采烈地向给事中丁公著说起这件事情，丁公著听了却很严肃，告诉穆宗说这不是好事，恐怕迟早要变成祸患。穆宗听了很吃惊，丁公著就向他解释，说自从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公卿大夫们整天沉溺于美酒声色，不分昼夜，这样下去国家的正事都会被耽搁，终究要变成国家的忧患，希望穆宗能对这种现象加以制止。虽然丁公著说得很有道理，但事情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一个整天只喜欢玩的皇帝怎么能制止臣民们的同样活动呢？
　　唐穆宗也有一些很信任的官员，经常听他们对事情的处理意见。他一直都很器重户部侍郎牛僧孺。当初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为了帮父亲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曾经和朝廷内外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交好。后来韩公武与韩弘相继去世，留下韩弘的孙子韩绍宗继承韩家基业，这时韩家主管储藏的家人和当地官吏都向御史台起诉韩公武的行贿事实，但穆宗很同情韩家此时的境遇，就把账本调来亲自查阅，结果发现朝廷内外的当权官员大多都接受过韩弘的贿赂，只有一处用红字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曾经送给户部牛侍郎一千万钱，但牛侍郎拒而不纳。穆宗看了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于是没多久就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犯了贪污罪，按律应当被判处死刑，但宦官收了他的贿赂，在穆宗面前为他辩护，说他很有才干，杀了可惜。穆宗听了很同意，就想要放过他，但牛僧孺却坚持要处决李直臣，并说人品不好又有才干的人最危险，因为那些没有才干的人野心也不大，只要吃饱穿暖就已经满足，不会做出更大的坏事，倒是像安禄山那样的人，居心不良，才干又远远超过常人，所以才闹出大乱子来。穆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生前身后事

　　长庆二年十一月，穆宗和宦官在宫中击球，结果因马匹意外而中风，导致四肢麻木，不能下床行走。从此就不再见大臣，连宰相都见不到他。裴度几次三番上奏要求晋见皇帝，请皇帝尽快立太子，一直到了十二月，穆宗坐在紫宸殿的绳床上接见群臣，这才让大臣们稍稍安心一些。于是李逢吉进言，请皇帝立景王为太子，裴度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也极力赞成，穆宗就下令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从此之后，皇帝的病也渐渐好转了一些。当初穆宗病重时，曾经放出五坊中豢养的鹰隼及供猎狐兔，希望藉此祈求上天使自己的病早日好起来。但此后他始终没能再正常执政，终于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逝世，终年只有三十岁。
　　穆宗有五个儿子，其中竟有儿子三个先后当上了皇帝，这也可算是一个奇迹了。他的长子唐敬宗李湛于长庆四年正月即位，和父亲一样是个吃喝玩乐的皇帝，两年后就被宦官杀害。敬宗死后，他的弟弟、穆宗的次子李昂即位，是为唐文宗，并没有太大作为。此后是穆宗第五子李炎即位，他当政时拆毁寺庙，没收大量寺院田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武宗“会昌灭佛”，也是他当政时的重大事件。


十四、大唐二十帝之敬宗李湛（809～827）

　　敬宗李湛，是穆宗的长子，生于宪宗元和四年（809）六月七日，四岁时被封为鄂王，十五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即位，十八岁时被常在一起玩耍的宦官害死，只做了两年皇帝。《旧唐书》里说他“彼狡童兮，夫何足议”，《新唐书》里说他“昏童失德”，评价都很糟糕。事实也正如此，他和父亲穆宗都是贪玩的皇帝，最后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玩丢了性命。但李湛毕竟是太年轻的一位小皇帝，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他的生平事迹时，恐怕还会对这位年轻人的命运生出一些感慨来。
　　
　　天命所归的少年
　　
　　与唐代许多帝王的即位相比，敬宗承继大统的道路可以说是非常平坦的。穆宗共有五个儿子，李湛是长子，由于穆宗没立皇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宠爱的妃子，所以这些儿子就没有嫡庶之分。按照中国古代“无嫡立长”的传统，李湛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由于穆宗生前的兴趣一直集中在打球和游猎等吃喝玩乐的事情上，对儿子们的教育当然也就关心不够，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唐敬宗后来的性格爱好与父亲穆宗为他做出的榜样也有很大关系。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唐穆宗驾崩，李湛在太极殿即皇帝位。他这个皇帝做得很顺利，没有人争夺他的执政权力，也没有什么人为他制造麻烦。在此之前曾经有人上书给他的祖母郭太后，劝她临朝称制、辅佐太子，但一向循规蹈矩的郭太后认为这是让她去仿效武则天，不由得勃然大怒，把上书撕了个粉碎，声明自己出身于世代忠良之家，决不会走武则天的道路，干预朝政。郭太后的哥哥、太常卿郭钊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一听说有人要请太后临朝，就立即致书自己的妹妹，说假如太后真要临朝听政，他就要带着儿子们回老家，再也不当官了。郭太后看了信以后很感动，亲自给哥哥回信，保证决不参与朝政。在她看来，就算小皇帝贪玩，不求上进，找一些贤能的大臣来辅佐也就可以了。
　　敬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对于发布程序化的敕命和参加象征性的礼仪，完成得还算合格。按照当时的规矩，他本应该发给各地军士赏赐，如穆宗当年即位时也颁发过赏赐，当时的数量是每个神策军士发五十千钱，这笔赏赐过于丰厚，结果造成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如今敬宗也应该按照父亲的成例来颁发，但此时国家财政形势已经有了变化，宰相认为如果再按照当年的标准颁下去，恐怕国家财政将难以承担，于是敬宗就下诏说：“宿卫将士们功劳卓著，本应该重赏，但如今连年旱灾，庄稼歉收，国库空虚，戍边将士连衣物都不够。朝廷对将士应该公平赏赐，所以给每名神策军士赐绢十匹、钱十千，京畿神策诸镇军士每人赏钱减五缗，另外再从内库调拨二百万匹绫作为边军的春衣。”当时的人议论纷纷，都觉得这次赏赐方案很公平。
　　但小皇帝贪玩爱闹的性格在他即位之后一个月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可能是因为他还太年轻，也可能是因为从小就缺乏交流，导致父子感情淡漠，他并没有对父亲的去世表现出太多悲伤。在穆宗皇帝去世后的第一个月里，他居然连着几天“击鞠于中和殿”、“击鞠于飞龙院”、“击鞠，用乐”，皇宫里处处都成了游乐场。不但如此，他还在中和殿里大奏音乐，直到尽兴才散去。可以想见，这种行为在提倡礼法孝道的大臣眼里，会是多么的无法忍受。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用在吃喝玩乐上的时间，远比参与朝政的时间要多得多。
　　
　　并非暴君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荒唐的青少年皇帝，比如在唐代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就有一大批。其中有心理变态、杀人如麻者，有不听劝谏、一意孤行者，也有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者，但敬宗并不是这样的人。和前面那些人比起来，李湛甚至显得有些纯朴可爱。他并没有明显的权力欲，除了在球场和摔跤场上胡闹，经常折腾得力士和玩伴们头破血流之外，他并没有滥杀无辜的纪录，甚至还经常表现出一些属于少年的恻隐之心。面对大臣们的各种上奏劝谏，他经常表现得无可奈何，对于大多数人坚持的意见，时间长了他就会被动接受，而对于确实有道理的不同看法，他思考之后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敬宗很喜欢修宫殿。长庆四年五月时，他曾经打算另修一座规模巨大的别殿，但受到宰相李程的劝阻，说不如拿这些木石材料去修穆宗的陵墓，他觉得有道理，就立即接受了意见。到了九月，波斯商人李苏沙向朝廷进贡建造沉香亭的木材，左拾遗李汉为此进言说：“皇帝要是这样做了，和夏桀、商纣那些昏君修建瑶台琼室有什么两样！”这话当然让敬宗愤怒不已，但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也没有对他报复。同是这一年的十月，又有翰林学士韦处厚对皇帝整天宴游玩乐很不满，进言说：“先皇帝穆宗就是因为酒色过度而影响了寿命，那时候我没有拼命死谏，是因为陛下您当时已经十五岁了。可是现在您的儿子才只有一岁，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不能不死谏了！”敬宗听了很感动，赐给了韦处厚百匹锦缎，四件银器。十二月里，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皇帝的生日为名义，奏请在泗州修建戒坛、剃度僧尼，作为对皇帝的祝福，其实却是想要借此机会积聚钱财。由于当时的僧尼是免除徭役的，结果四方百姓纷纷赶来，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为此上奏说：“如果再不赶紧制止，到了陛下生日那天，浙江、福建这些地方就会丧失六十万劳动力。”敬宗收到奏报后也大吃一惊，当天就命令王智兴立即停止活动。
　　在李绅和李逢吉的矛盾纠纷中，唐德宗的这种性格充分体现出来。李绅字公垂，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进士，唐穆宗时作过翰林学士，著名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出自他的笔下。他和宰相李逢吉一向不合，当初穆宗把他留在朝廷任职，李逢吉就对他很是忌恨，再加上平时李绅对李逢吉也有许多不满，一些背后非议的话传到后者耳朵里，就让李逢吉更加怒不可遏，于是收集了一些李绅的负面消息到处传播，使得很多人都对李绅极度不满。等到敬宗即位之后，李逢吉一派担心李绅重新得到重用，就对皇帝说：“您当初之所以能够即位，全都是因为李逢吉的功劳，而李绅当初却想要拥立别人做皇帝。现在您即位了，他对您不利，应该贬到外地去。”十六岁的敬宗听了这些话将信将疑，但禁不起李逢吉的一再上奏，于是在几番犹豫，再三询问之后，终于还是下定决心将李绅贬作端州司马。可李逢吉等人仍然觉得不够，继续向皇帝进言，要求处死李绅。又这么进言了几次，敬宗终于打算处死李绅，其他朝臣也都不敢发表什么意见，只有韦处厚上书，说李绅完全是被李逢吉一党陷害，又说李绅是先皇帝任用的大臣，本着对父亲三年尽孝的精神，即使李绅有罪也应该予以宽容，更何况他根本就没有罪。听到这些以后，敬宗才渐渐有些悔悟，后来他在阅读宫中的文书档案时，又恰好发现穆宗当年封存的一小箱文书，打开一看，正是裴度、杜元颖、李绅等人奏请立自己为太子的档案，于是感叹不已，把众人弹劾李绅的文件全部都给烧了。虽然没有立即召李绅回朝，但从此之后再有人说李绅什么，他也不信了。
　　
　　纳谏的方式

　　其实唐敬宗并不是个完全不听劝告的人，但他毕竟年龄太小，很多大臣在劝谏时又过于慷慨陈辞，却忽视了使用能让少年皇帝接受意见的方式，自然也就收不到理想的效果。而且敬宗还有些孩子气，逆反心理很强，对于有些劝谏的处理，看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有一次他打算去骊山的温泉游玩，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等人屡次劝阻，他根本就不听。后来拾遗张权舆拜倒在紫宸殿下叩头说：“当年周幽王去骊山游玩，结果被犬戎给杀了；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结果国家亡了；玄宗皇帝在骊山建造宫殿，结果引来了安禄山的叛乱；先帝也曾经去骊山游玩，结果英年早逝……”这些话在今天看来自然荒唐，但在当时却很能让人信以为真。可是唐敬宗听了以后却觉得有趣，兴致勃勃地问说：“骊山真的有这么凶险吗？那我倒更得去看看它到底灵验不灵验了。”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去骊山温泉玩了一天，回宫以后还对身边的人说：“那些家伙叩头劝阻说的话，一点都不可信！”
　　敬宗即位之后，由于过分贪玩，一个月上朝不到三次，大臣们都很少有机会见到他。宝历元年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给皇帝献上《丹扆箴》六首，第一叫做《宵衣》，建议皇帝勤政早朝；第二叫做《正服》，劝皇帝着装符合规范；第三叫做《罢献》，劝皇帝不要整天费力搜集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第四叫《纳海》，建议他广开言路，不要偏听偏信；第五叫《辨邪》，建议皇帝明辨忠奸，不要亲近小人；第六叫《防微》，劝皇帝不要动不动就出去游玩。这些建议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皇帝也非常感动。虽然按照他的性格习惯，不可能从此就改邪归正，但还是让韦处厚很客气地作了答复。
　　敬宗上朝总是很晚，日上三竿的时候还不出来，有一次百官都在紫宸门外面等候，一些年老多病的大臣甚至等得双腿麻木，几乎昏倒在地上。谏议大夫李渤感叹说：“昨天我还上书说皇帝上朝太晚，没想到今天比昨天还晚了。”等到退朝之后，左拾遗刘栖楚单独留下来，对敬宗说：“宪宗皇帝和先帝穆宗即位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了，结果四方还是叛乱不止。现在陛下这么年轻，而且刚刚即位，更应该勤于朝政。可是您这样天天沉溺于声色，睡到这么晚才起来，先皇的棺木还没安葬，您就已经搞得这样恶名远扬，这样下去我担心国家快要完了，干脆让我在台阶上撞碎了脑袋，也算是履行了我谏官的职责！”一边说着，一边在龙型台阶上拼命叩头，直叩得头破血流，砰砰的撞头声传出去好远。后来李逢吉传皇帝的命令说：“刘栖楚别再叩头了，等着听皇上的安排！”刘栖楚这才站起来，却又开始大谈宦官的事情，敬宗只好连连挥手，让他出去。刘栖楚又说：“要是皇帝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死在这里！”牛僧孺说：“你奏请的事情皇帝都知道了，到外面等着皇帝安排吧！”刘栖楚这才出去。宰相们都赞成刘栖楚的意见，于是敬宗就派宦官去安抚他和李渤，让他们回家。过了一阵又提升刘栖楚做起居舍人，但他托辞生病，并没有领职，回到东都洛阳去了。其实刘栖楚也并不像他在皇帝面前表现得那样为国忘身，当时李逢吉专权朝政，身边有许多亲信和依附他的人，刘栖楚就是其中一个。对李逢吉势力不满的人，就把他们称为“八关”、“十六子”。这支势力在朝廷内部有很大力量，许多人都受到排挤，除前面提到的李绅之外，晚唐著名政治家裴度也是一个。
　　
　　敬宗与裴度

　　当时裴度因为受到李逢吉的排挤，离开朝廷去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长庆四年时，成德节度使王廷凑杀害了已故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的全家，敬宗得到消息后很难过，同时又为王廷凑的暴横担心，不禁感叹起来，认为都是因为宰相的才能不够，才导致奸臣跋扈非为。韦处厚因此上奏敬宗，建议他重用裴度。敬宗听了有些动心，后来翻看裴度所上的奏章，发现署名中没有“同平章事”的职衔，就向韦处厚询问，说裴度曾经担任过宰相，但却没看到同平章事的职衔，不知是怎么回事。于是韦处厚说明情况，告诉敬宗说这全都是由于李逢吉的排挤，敬宗听了生气地说：“怎么至于这么过分呢！”于是下达命令，恢复了裴度同平章事的职务。李逢吉听到这个消息很担心，就制造歌谣在民间传播，说是“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绯衣小儿”指的是裴度，“天上有口”说的是“吴”字，暗示裴度曾经平定吴元济的功劳，应用谶纬之说，声称裴度是要谋反，意图不轨。敬宗虽然年轻，却也不信这些说法，于是李逢吉等人又挑起事端，声称裴度要谋害他。但人们议论纷纷，大都支持裴度，认为是李逢吉的不对。后来敬宗也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每当派出去办事的宦官经过裴度的治所时，都会让他们去看望裴度，重用他的意愿始终不改，有人想要挑拨离间，也始终达不到目的。
　　裴度很懂得劝谏少年皇帝的方法，后来他对敬宗提了许多建议，经常比其他人有效果。有一次敬宗打算巡幸洛阳，宰相李逢吉和谏官们长篇大论地劝阻，敬宗根本不听，严肃地对大臣们说：“这一次我是去定了。跟从我去的人都自带粮食，不用百姓们供奉。”后来他对裴度提到这件事情，裴度说：“国家设立两都，本来就是为了巡幸。但自从连年战火之后，这件事情就一直搁置下来了，因为东都洛阳的宫殿残破，官署军营也都荒废不堪，您真要是想去的话，也得让他们先修整一番，等过个一年半载才能去。”敬宗这才恍然大悟，说：“以前大臣们都只是说不能去，却没提到你说的这些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要过一阵再去。”于是停止了东行的计划，只是派工匠去整修东都。
　　对于皇帝的不上朝和晚上朝，裴度也有自己的办法。他对敬宗大说了一通养生的道理，劝皇帝要请早上朝，不能拖到中午。皇帝觉得这是裴度对自己的关心，便高兴地接受了。裴度又请皇帝每月多上朝几次，说这样可以使河北的藩镇受到威慑，这一招果然奏效，敬宗觉得既然自己的上朝有这么大作用，从此上朝也就勤快频繁了一些。
　　还有一次，由于裴度对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使得唐敬宗对他更加信任。当时朝廷派人到幽州赐春衣，结果节度使朱克融以衣料疏薄为由扣下了使者，还向皇帝上奏说将士们春衣不足，要求朝廷拨出三十万匹布给他们做衣服，又说要拨出五千军匠来帮皇帝整修东都洛阳。这一下可把敬宗吓得不轻，他担心朱克融要谋反，就和众大臣商量，说要派遣一名重臣去幽州抚慰，同时把被扣的春衣使给要回来。裴度听了，就向皇帝进言说：“朱克融多行不义，必然自取灭亡，只让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去，不必去理会他。对这次的事情，可以发一道诏书给他，就说‘颁春衣的使者行为不当，可以交还给我处罚；春衣出现问题，我也会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朱克融所说的发五千军匠只是说大话，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干脆让他尽快把兵匠派来，他听到这话，认为我们有了准备，一定也会惊惶失措。如果这样他还不害怕，就告诉他说修建东都是朝廷的事情，不用他派人过来。再告诉他发二三十万匹布做春衣原本也不是大事，但总不能只给范阳一家，这样显得太厚此薄彼。”分析了这些之后，他又劝敬宗不要担心，于是敬宗就按照裴度的意思颁下诏书，此后的事情果然都和他预料的一样，从此敬宗更加信任裴度。
　　
　　最荒唐的变乱

　　在敬宗执政时，发生了一场极意外的风波，事情的整个经过看起来非常荒唐，从中可以看出敬宗政权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当时长安城里有个名叫苏玄明的占卜术士，和朝廷染坊的工匠张韶关系不错。有一天，苏玄明对张韶说：“我给你算了一卦，结果还不错。从卦象里看，咱们肯定能坐在皇宫的大殿里吃饭，共享富贵。现在皇帝整天踢球游猎，不在宫里，这正是咱们做大事的好机会。”张韶听了居然信以为真，当时就和苏玄明联络了一百来个染坊里的无赖工匠，把兵器藏在紫草车里，准备混进银台门寻机作乱。但是装紫草的车里装了那么多兵器，看起来非常沉重，半路上就引来了人来盘问。张韶着急起来，立即杀了问话的人，和党羽们换了衣服，拿起兵器，呐喊着冲进宫去。
　　敬宗这个时候正在清思殿踢球，宦官们一看有人冲进宫来，都吓了一跳，急忙紧闭了宫门去告诉皇帝。但乱党们行动也很迅速，很快打破了宫门冲进来，敬宗措手不及，只好狼狈逃跑。往日里，由于敬宗很宠爱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所以也格外偏爱右军。这次他想往右军驻地逃跑，但身边的人都说右军离得太远，跑过去恐怕会有危险，劝他就近去投奔左军。于是敬宗逃进左军，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一看皇帝跑到自己这边来避难，觉得是受了莫大的信任，感动得涕泪交流，亲自背着皇帝进了军营，立即派手下的将士去打叛党，皇帝又担心起太皇太后和太后的安全，马存亮便又派了五百骑兵去把太皇太后和太后接了过来。
　　再说张韶和苏玄明进了清思殿，往皇帝的御榻上一坐就开始吃饭。张韶本来来没有什么计划，现在觉得心满意足，就对苏玄明说：“还真跟你说的一样！”苏玄明大吃一惊，说：“你只是吃饭就满足了吗？”张韶这才害怕起来，刚想要逃走，就遇上官军杀来，张、苏二人和众多乱党都被杀死，尸横满地，狼藉一片。这场叛乱到了夜里就全被平定，第二天，藏在禁苑里的余党也都被抓获。
　　这场叛乱反映了皇宫防御体系的薄弱，事后众臣的反应也表现了他们对朝廷的不信任感。当前一天的叛乱发生时，皇宫大门紧闭，皇帝逃进左军，所有人都不知道皇帝去了什么地方，到处都人心惶惶，第二天敬宗回宫，宰相要带着百官到延英门祝贺，却只来了几十个人。事后追究起来，叛党沿途经历过的各宫门的监门宦官都负有责任，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共有三十五个人应该按照失职的罪名处死，但敬宗只在第二天下令对他们执行杖责，并没有变更或者撤销他们的职务，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宦官权力的强大。又过了两天，皇帝下令重赏左、右神策军的立功将士，这一场风波就此结束。
　　
　　无法无天的宦官

　　敬宗喜欢游宴、踢球、奏乐，动不动就赏赐宦官和乐人，次数多得记不过来。由于当时宦官势力很大，敬宗又是从小和宦官们一起长大，很是宠幸宦官，结果导致他们越发目无法纪，无法无天。有一次五坊使的人在鄠县殴打百姓，惊动了县令崔发，崔县令一怒之下命人把肇事者抓来，当时天已经黑了，也看不清抓的是什么人，在庭院里问了半天，才知道抓的是出来办事的宦官。敬宗听说有人抓了宦官，非常愤怒，就下令将崔发逮捕，关进御史台。过了一段时间，唐敬宗改年号为宝历，大赦天下，按说崔发也应该得到赦免，但就在大赦的那一天，突然有几十个宦官手执大棒冲过来，把崔发痛打一顿，直打到头破血流，牙齿也断掉几颗才离开。崔发躺在地上，一时间没了气息，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后来又有宦官冲过来要继续打崔发，御史台的官员急忙拿席子把他盖起来，才算躲过一劫。后来敬宗下令，其他的罪犯全部赦免，只留下崔发继续关在牢里。
　　消息传到朝廷，给事中李渤进言说：“崔发作为县令不该拉扯宦官，但宦官也不该冲到御史台去殴打囚犯。再说崔县令犯错的时间在大赦令颁布之前，而宦官们却是在大赦令颁布之后犯错。宦官们越来越无法无天，这样下去让四方的藩镇知道了，恐怕会轻看了朝廷。”其他官员也都纷纷进言，但敬宗就是不听。最后宰相李逢吉等人不再使用激烈严厉的措辞，而是平心静气地对敬宗说：“崔发拉扯宦官，确实是大不敬，但他的老母亲是前宰相韦贯之的姐姐，今年都八十岁了，自从儿子下狱以后，老人家就忧伤成疾，如今陛下以孝治天下，还望能顾念老人。”敬宗这才感到难过起来，说：“那些进言的大臣都只说崔发冤枉，也没人说他不尊重我，更没有人跟我提起他老母亲的事。真要是像你说的这样，我怎么能不赦免他呢！”说完立即赦免了崔发，命令宦官把他送回家去，并慰劳他的老母亲。崔发到家后，他的母亲当着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棍，表示对他的惩罚，也让宦官们心里更平衡了一些。
　　
　　敬宗之死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轻诗人杜牧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文中说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在说起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时，他这样说道：“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在他写作这千古名篇时，年轻的唐敬宗也正向着生命的终点越行越近。自从即位之后，他比当初更加贪玩，上朝的时间不多，其他时间都用来换尽各种花样玩耍。他喜欢看划船比赛，喜欢看人打鱼，喜欢深更半夜跑到外面捉狐狸，喜欢看各种马戏、杂技和角抵戏，甚至在宫殿里连看三天都不停止。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踢球和摔跤，各道藩镇发现了皇帝的喜好，就争先恐后地抢着给他进献大力士。但敬宗还嫌不够，又拿出一大笔钱来招募力士陪他玩耍，经常看他们互相打斗到头破血流。他很宠幸这些人，不论白天夜里都让他们陪同左右，但是他本人脾气又太急躁，有时候大力士们惹恼了他，他就用棍棒毒打一顿，时间一久，身边的人都对他又恨又怕，这就埋下了祸根。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日这天晚上，敬宗半夜打猎归来回到宫中，跟一些宦官以及平日陪着他踢球摔跤的力士们一起喝酒。等喝到晕晕乎乎的时候，大殿里的烛火却突然熄灭了，敬宗在黑暗中被太监头目刘克明等人暗杀，死时只有十八岁。敬宗死后，乱党很快就被平定，为首的刘克明投井自尽。大臣们拥立敬宗的弟弟李昂即位，是为唐文宗。


十五、大唐二十帝之文宗李昂（809～840）
　　
　　文宗，原名李涵，后更名李昂，唐穆宗第二子，敬宗大弟，母为贞献皇太后萧氏。元和四年（809）生，开成五年（840）卒。文宗继敬宗为唐朝第十四任君主，公元827年至840年在位。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杀害，他们协迫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进宫为帝，两天后，宦官王守澄率军进宫又杀死刘克明等，迎立江王李涵，即位于宣政殿，改名为李昂，是为文宗，这年他18岁。
　　晚唐的皇帝中，文宗还是个可以说一说的好皇帝，他和他那荒唐的哥哥不一样，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和恢复国家兴旺的雄心壮志，虽然因为命运和才能的限制而没能中兴大唐，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君主，也并不是很多。李昂做江王时，喜欢读他伟大的祖宗唐太宗的《贞观政要》，常感叹太宗的雄韬大略，并有意于从政之道，同时对穆宗、敬宗两朝宦官专权的弊端“心怀仇耻，志除凶匿” 。
　　
　　受制于宦官和党争
　　
　　文宗即位后，去除佞幸，解散宫人，放生鹰犬，裁去冗官，减员教坊乐工，停贡奇巧珍玩，有意去奢从俭，励精图治，并升秉性梗直的韦处厚为同平章事。他一改他哥哥不上朝的荒唐举止，每逢单日，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必去听朝。除了听朝，他还轮流找宰相群臣谈话，延访政事，一说就是很长时间，历久方罢。待制官以前虽然设置，但基本很少召见，文宗却能常常召见问政。这么看，文宗的确是个有为的皇帝。但文宗的短处也十分明显，上天虽然给了他雄心大志和勤奋的习惯，但没给他雄才大略和钢铁样的性格，举凡军国大事，他都不能果断决定，与宰相等已经议定的事情常常中途予以改变，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种性格，是致命伤。宽柔有余，明强不足的性格特点和行事风格，注定他难以在那个宦官专政、党争纷乱和藩镇割据的时代取得成功。
　　李昂即位第二年（827），改元大和。大臣韦处厚因为文宗性格太柔，觉得难以一抒己志，要求退休。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播被任为同平章事。王播累任盐铁转运使，长庆二年（822），出任淮南节度使，他不顾南方大旱，搜刮不已。后复为盐铁转运使，加重铜、盐税，每月以钱物进奉皇帝，称作“羡余”。大和元年（827）任满还京，献银碗数千只，绫绢数万匹。目光短浅的文宗见钱眼开，心里十分高兴，再加上一些权臣的吹风，文宗就把王播升为宰相。自此之后，文宗身边的奸佞之人越来越多，而正直的人自然就很难得到重用。
　　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有废立和生杀皇帝的权力。皇帝在宦官们的操纵下，难免不成为宦官手中的工具，但也有皇帝不甘屈辱，伺机而起，想夺回失去的权力。大臣们也是这样，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对宦官，他们的得势与失势，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在文宗时终于浮出了水面。
　　大和二年（828）三月，文宗下诏要求各地推举贤良方正及直言极谏之士，并由文宗临轩亲策命题发问，内容大至有如何端正社会风气，如何考察官吏，如何理财等等。昌平进士刘蕡对宦官专权造成的祸害非常痛恨，在对策中上万言书，公开反对宦官。他指出，法应该划一，官应该正名，现在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政权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没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则认为无罪，法出多门，是非混乱，原因在于兵、农地位悬殊，中外各自有法。又指出，现在兵部不管军政，将军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看作仇敌；足一登军门，便把农夫视为草芥。这些武夫，依仗宦官的势力，只会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宦官们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又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这难道是先王经文纬武的意思吗?他要求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臣，将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救皇帝，救国家，中兴大唐。刘蕡的对策，切中时弊，考官们非常赞赏。但当时大宦官王守澄等盘踞宫中，气焰逼人，一旦录取，必遭其陷害，不得已将他割爱。当时有22人中第，都被任命了官职。道州人李鬱，也在其中。他愤慨地说：“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岂不是厚颜无耻吗?”于是，就邀集同科学子裴休、杜牧、崔慎由等联名上疏，愿将自己的科名让给刘蕡。文宗此时势孤力单，即使有驱除宦官之心，也无能为力，他怕宦官们以这件事为由胁迫他，只好将原疏搁置不提。刘蕡终不得仕，后抑郁而死。
　　这一年的冬天，横海留后李同捷发动叛乱。
　　横海军属州有四个，分别是沧、景、德、棣州。以前乌重胤任职时，对朝廷非常恭顺，后来乌重胤徙山南西道，横海节度使屡屡变换。敬宗末年，李同捷擅领留后，敬宗听之任之。文宗即位后，仍命乌重胤复任，调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李同捷不接这个调令，以将士挽留他为理由，违抗命令，起兵反抗。为了寻求支援，他遍赂河北诸镇。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公开出兵帮助李同捷，魏博节度使史宪诚首鼠两端，拥兵观望。文宗命令乌重胤、康志睦、李载义、李祐等出兵进讨李同捷、王庭凑。李祐会同李载义等的部队，攻克德州，进逼沧州，直入外城。沧州为李同捷住所所在，他见外城被破，惶急万分，于是致书李祐，悔罪乞降。李祐遣部将万洪入城抚众，趁机留守。文宗派遣谏议大夫柏耆，前往宣读皇帝的慰问。柏耆却是个不问青红皂白不堪重任的混蛋，出言不逊．威胁诸将，万洪不服，柏耆竟将其杀死。然后，他又擅自押李同捷出城，在路上他听说王庭凑大军将至，要来救李同捷，于是便把李同捷枭首，快马传入京师。李祐这时已生病，听到这个坏消息后，悲愤交集，病情加剧，不久就死去了。诸将纷纷上书，要求惩处柏耆，文宗不得已，先把他贬为循州司户参军，后又赐柏耆自尽。
　　李同捷叛乱被平定之后，文宗任命殷侑为横海军节度使，又拨齐州归属横海军，一年足兵，二年足食，三年户口大增，兵精粮足，又成了东海一雄镇，旧的威胁解除了，新的威胁又产生了。
　　藩镇史宪诚听说沧、景之乱被平定，便打发他的儿子到京城去，情愿纳地听命。文宗下诏进史宪诚兼官侍中，调任河中节度使，命李听兼镇河北。史宪诚还未走，便被兵变的手下将士杀死，兵变将士另推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李听前往魏博，被何进滔杀得大败。文宗只好表现自己的大度和仁义，召李听入朝，任命为太子太师。因为朝廷在河北用兵已久，粮草军饷都难以为继，无法再继续讨伐何进滔，文宗只好顺水推舟，授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并将相、卫、澶三州划归何进滔管辖。
　　王庭凑见李同捷伏罪被杀，忧惧万分，上表谢罪，愿纳战乱中占据的景州自赎。文宗却优柔寡断，得过且过，心软得不像个皇帝，他赐复了王庭凑被削去的官爵。
　　大和三年（829），浙西观察使名臣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文宗本想任命他作宰相，但吏部侍郎李宗闵与李德裕不和，暗地里走宦官的后门，求得了他们的帮助。王守澄等一伙宦官内揽大权，力荐李宗闵为相，文宗恐他们逼迫自己，进而酿出祸端，只好任命李宗闵为宰相。李宗闵喜出望外的上任后，马上设法排挤李德裕。先派李德裕出镇义成军，又引入李的政敌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后升为宰相，做他的帮手。不久，李德裕又被调镇西川，防御南诏。李德裕到任后，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广阔心胸，他修建了很多边楼，每曰登楼眺览，窥察山川形势，又日召老吏走卒，咨问道路远近情况，将地方险易，一一绘图立说，详尽无遗。从此，南至南诏，西至吐蕃，所有城郭堡寨，国家无不周知。他又训练士卒，增筑堡垒，积蓄粮草，四川的政局就此稳定。李德裕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是很突出的，是当时很重要的政治家，但他也无法豁达到从党争中跳出来，后来他作了宰相，同样排斥牛党。两党虽有是非之争，但主题是争夺官位。文宗时，牛李两党的斗争一直未停止过，对当时积弱的唐朝来说，无疑于火上浇油。
　　大和五年（831），副兵马使杨志诚煽动士卒作乱，驱逐了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又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应当怎样办?牛僧孺回答说：“安史之乱以来，范阳已无视中央，不必再为它操什么心，杨志诚占范阳和李载义占范阳没有什么不同，用不着和他们计较谁对谁错。”可见在牛党一派人看来，藩镇割据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必去理它。于是文宗乃命杨志诚为卢龙节度使，调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由于牛党过于依附宦官，文宗便提拔宋申锡任宰相，将之作为自己的心腹。宋申锡时常被文宗召进宫去，密谋除去宦官之事。宋用吏部侍郎王墦为京兆尹，以密旨示他，让他秘密组织人马，准备伺机下手。王墦行事不密，被王守澄发觉，于是王守澄马上便想出一着诬陷宋申锡。他先派人到李昂那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李凑很有声望，文宗一向防备他，怕有人拥立他为帝。看到奏书，免不得疑惧交并，马上命令王守澄去查访。王守澄杀气腾腾马上召集党羽，准备派200骑抄斩宋申锡全家，亏得有人阻拦，才没有下手。王守澄抓来了李凑和宋申锡身边的一些人，严刑拷问，有些人屈打成招，被迫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要立李凑为帝。文宗傻乎乎的以为证据确凿，召集满朝大臣，向他们宣布宋申锡罪状。朝官们都知道这是个冤狱，有些大臣便据理力谏，争取将审讯等事移到外庭来处理，宰相牛僧孺也出头替宋申锡做了些辩护。郑注怕出宫一审暴露出实情，就劝王守澄请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算是没被杀，被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并直到病死贬所。
　　文宗本想利用用宋申锡除去宦官，但他用人偏偏还要疑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首鼠两端，听信宦官们的诬陷之辞，性格弱点这么明显，能不受宦官挟制吗?
　　宋申锡案刚了结，维州（今四川理县西北）事案又起。维州在西北边境，在岷山西北一带．，一面倚山，三面临江，本是唐朝的地盘，后为吐蕃所夺，号为无忧城，遣将悉怛谋据守。大和五年（831）九月，悉怛谋率众投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欣然迎纳，并派兵据守维州城，并将此事上报了朝廷。文宗为此召百官集议，大家都认为李德裕的做法是正确的。独李的政敌牛僧孺表示反对，他说，唐正与吐蕃修好，不能不守信，若激怒了吐蕃，不出三天，吐蕃骑兵就可杀到咸阳桥，京城都守不住。况且维州城地处边远，得到了也没有什么用处。文宗本来懦弱胆小，又没有主见，被牛憎孺这样一说，吓破了胆。于是马上下令李德裕归还维州，并将悉怛谋及部众全部归还吐蕃。李德裕没办法只好依旨施行。
　　吐蕃得到悉怛谋后，便把他和他的部众在边境上全部杀死，手段极其残忍．李德裕知道后，不胜叹息。这件事传到朝廷后，一些大臣向文宗指出，缚送悉怛谋，既满足了吐蕃的心愿，又降低了唐朝的威望，实在不应该。寡断无谋的文宗马上后悔了，责备牛僧孺失策。牛僧孺出于安全考虑，很不安，反复上书请求罢相，文宗就派他为淮南军节度使。另召李德裕入朝，授同平章事。
　　当时，卢龙节度使杨志诚，骄妄不法，屡次派使向皇帝要求兼仆射之职，文宗没办法，只好让他当右仆射。杨志诚当了右仆射这个兼衔，踌躇满志，居然有当皇帝的意思了。由于他为人残暴，经常鱼肉百姓，酿成众怒，结果被手下的将士们赶跑了，另推部将朱元忠主持军务。文宗就让朱元忠做卢龙节度使。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死后，军士拥立他的儿子王元逵为留后。文宗也加以承认，并遣绛王女长寿安公主下嫁王元逵。文宗对藩镇的姑息再次表现出来。
　　
　　“甘露之变”结束政治生命
　　
　　文宗不但才能一般，性格柔弱，运气也很差，命运好像不想让唐朝再现辉煌，勤于政务的皇帝李昂在他最大的一次政治活动中走了背字，重此一蹶不振，提前退出了政治舞台。
　　大和八年（834），文宗得了中风病，宦官王守澄举荐医术高明的行军司马郑注为皇帝诊治，病竟然好了，郑注就此成了文宗的宠臣。郑注贪财，流放被赦的李训贿赂他后，他即把李举荐给王守澄。王为了更好的控制文宗，将李训荐给皇帝，说他有大才可重用，文宗大喜，要将之用作近侍官。宰相李德裕认为李训心术不正，不可重用。文宗又问宰相王涯，在场的李德裕向王涯示意表示反对，这个举动被文宗瞧见，文宗由此开始怨恨李德裕。李训、郑注渐受重用后，就举荐李宗闵入相，将李德裕排挤出了朝廷，牛李两党互相排斥，朝官们调动纷纷。不久，李宗闵也被李训、郑注二人排挤出了朝廷。文宗就此很难再从牛李两党中找到力量来剪除宦官了，只好把消灭宦官的重任交给了出身低微心术不正的狡狯之徒李训、郑注二人。大宦官王守澄把李训、郑注举荐给文宗，本意是想培植自己的势力，但这两个人并没有按王守澄的意图办事，可见二人的无义和蛇蝎心肠，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用。
　　李训、郑注虽然势力微弱，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可是他俩巧妙地利用了宦官集团中的内部矛盾，步步得手，进展十分顺利。
　　宦官中势力最大的当属王守澄，他曾三次操纵皇帝的废立，又握有神策军大权。神策军是保卫皇帝的主要禁军，全国边镇中也有许多劲兵悍将归其统领。李训、郑注知道王守澄权焰薰天，一时半时动摇他不得，就苦思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决定先消灭其他宦官。他们借助王守澄的力量，把反对王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宦佞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既将三人处死。此后，又劝文宗将王守澄的原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移封给了宦官仇士良，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此招很狠毒，明升暗降之法既夺了王守澄的实权，又为他树了一个力量非凡的对立面。接着，他们以文宗的名义，派使者带毒酒去逼王守澄自尽。对外说他暴病身亡，追赠扬州大都督。二人又借追查宪宗被害事件，杖杀了在外地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
　　在铲除大宦官的过程中，李训和郑注表现出的干练的政治才能和翻云覆雨的果断狠毒，在朝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等大臣都十分畏惧，见了李训，甚至叩头迎拜。
　　文宗因为李训有功，升任他为同平章事，郑注则做了凤翔节度使。继而，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至各地任节度使和京兆尹等职，以便掌握全局，他又命令郭行余、王播在赴任之前，各率其兵将来京城会同金吾使韩约共同行事。他们又密谋，准备利用为王守澄发丧的机会，诏令宦官全去送葬，届时出动凤翔兵，内外合力，一举歼灭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
　　人生往往是这样，突然到来的成功会使人丧失必要的理智和产生妄念，使人性格的弱点暴露出来，性格决定命运，往往一念之差，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李、郑二人没有在成功的大厦上继续添砖加瓦，反而无视自己的处境，错误估计形势，结果酿成大错。郑李本应紧密结合，按计划行事，但李训为了独占大功，要抢先下手，就此坏了文宗的大事。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驾临紫宸殿。该殿在大明宫中含元殿后，含元殿为前殿，紫宸殿为内殿。百官鱼贯而入，依班序立。这时，禁宫将领韩约按事先布置好的计策前来奏称：“昨夜天降甘露，在左金吾厅事后。”“甘露”，意思是甜美的露水，古人视此为天下太平的征兆，文宗于是乘舆移至含元殿，命李训前去查看。李训去了半晌，回奏说，甘露未必是真的，不可马上宣布。于是文宗又按计划派宦官首领仇士良带领宦官再去复验。
　　狡猾的仇士良等到了左金吾厅后，见韩约神色紧张，额有微汗，不禁心中起疑，此时恰好一阵风吹来，命运偏向了奸宦，仇士良见幕布后面埋伏着甲兵，大吃一惊后慌忙往回跑，跑回了含元殿。
　　李训见宦官们惊慌跑回，知道事情已败露，急忙招呼殿下卫士上来保驾，双方在殿中厮杀起来，宦官被杀死几十人，李训也被宦官打倒在地。仇士良等在混战中拥着文宗逃进了宣政殿，紧闭宫门。宦官们把皇帝抢到了手中，得意地高呼万岁。李训见大势已去，遂化装逃跑。百官惊骇，慌忙走散。
　　接着，仇士良以皇帝的名义下令四处抓人杀人。参与事变的李训、韩约、舒元舆等都被抓住杀死。未参与事变的宰相王涯也被严刑拷打，屈打成招，后也被杀。官吏士卒被杀有600多人，朝廷几乎为之一空。后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宦官杀害。这次事变史称“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生杀大权都由宦官们主持，文宗旧病复发，壮志难酬，变成了一个木偶，任权宦们摆布。仇士良等气焰嚣张，对上威胁皇帝，对下欺压宰相，朝官都被他们仇视。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穿儒服的人。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除运气差一些，李训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行事外，文宗自己的性格特点也决定了其失败，他如果能果决勇敢一些，深谋远虑一些，甚至孤注一掷一些，结果就有可能不一样。
　　次年（836），改元开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仇士良的恶行不满，上表诘问王涯等有何罪名，竟也被杀害。其中有“内臣擅领甲兵，妄杀非辜，流血午门，僵尸万计，臣当缮甲练兵，入清君侧”等语，有动武的意思。仇士良知道后，怕武人真的闹起来，就要求文宗给刘从谏加官，进爵司徒。刘从谏不吃这一套，又上表辞让，有“死未申冤，生难荷禄”等义正词严之语，并罗列仇士良等的罪状，请正典刑。仇士良吓坏了，就此稍稍有所收敛。这样，朝官才又多少能行使一些职权。
　　文宗生有二子，长子李永，次子李宗俭未成年即死去。大和六年（832），文宗立李永为太子。李永生母为王德妃，素来失宠。文宗宠爱杨贵妃，什么都听他的。李永年龄大些后，喜好游玩宴乐，杨贵妃又日进谗言，于是，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便想废掉李永。群臣强谏力争，文宗才没有废太子。过了一个多月，太子突然暴死，五官流血，四肢发青，死状惨不忍睹。文宗不觉悲从中来，默默思考太子暴死的原因，觉得是中毒，但无从觅证，只好殓葬了事。开成四年（839），文宗又立敬宗少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时皇宫中演剧，有一儿童缘竿而上，一中年男子在竿下边走边看，神色紧张。文宗很奇怪问左右，左右告诉文宗那人是儿童的父亲。文宗不仅悲伤地感叹说：“朕贵为天子，尚不能保全一儿，岂不可叹?”随后，下令杀死坊工刘楚才等数人，说是他们构害了太子。这件事之后，文宗感伤成疾，吃睡不安，身体每况愈下。
　　一天，文宗勉强来到了赐政殿，问学士周墀道：“朕可比前代何人?”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当代贤君，可比古代的尧舜。”文宗说：“朕和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诸侯，今朕却为家奴所制，恐怕还不如他们呢?”
　　开成五年（840），文宗一病不起，下令太子监国。宦官仇士良等得知消息后，即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幼，须另议所立。到了夜间，仇士良等颁发伪诏，立穆宗第五子颍王为皇太弟。太子李成美另封为陈王。此事过了两天，文宗就死去了，终年才32岁，一个勤于政事，有心兴国的皇帝就这样在宦官、党争和藩镇们反反复复的欺压折磨下死去了。死后葬章陵，谥曰元圣昭献皇帝，庙号文宗。


十六、大唐二十帝之武宗李炎（814～846）
　　
　　武宗李炎，原名李瀍，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穆宗李恒第五子，文宗之弟，长庆元年（821）三月受封为颖王，与诸王同住宫外的十六宅。武宗工于心计，善于谋略，史称“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为人褊狭少容，睚眦必报，为巩固自己的皇位不惜大开杀戒。武宗朝内廷宦官当权，中央党争激烈，地方藩镇割据，三组矛盾交错纵横摆在这位年轻皇帝面前，但武宗的英明举措，多少遏制了唐朝统治走向腐朽和衰亡的进程。
　　
　　皇位之争，决于歌舞伎女
　　
　　文宗兢兢业业勤于理政，但就在册立皇太子的问题上一波三折，颇不顺利。在曾被立为太子的鲁王李永无疾暴死后，文宗打算立他的异母弟安王李溶为接班人，但在宰相李珏的劝说下，立了敬宗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病重之际，下令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和宰相杨嗣复、李珏奉太子监国。但是掌握神策军大权的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认为太子即位自己没有尺寸之功，将来一定会受到排挤，所以他们联合趁机发难，称李成美身体患病，不当担此大任。他们以神策军为后盾，很快便将李珏等人的抗争镇压下去了。于是，仇士良伪造了文宗的诏令，册立颖王李瀍为皇太弟，派神策军赴十六王宅迎请颖王即位。
　　据《唐阙史》记载，当时安王李溶和颖王李瀍都极受文宗喜欢，由于当时情形混乱，当神策军来到十六王宅时，却连要迎接哪位亲王都没弄清楚，随后匆忙赶来的宦官连忙大喊：“迎接大的！迎接大的”，意思是安王年长于颖王，应该迎接安王李溶。安王和颖王都听到了外边的喧哗，但是他们在没有最终确定之前都不敢贸然行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颖王妃王夫人起了决定性作用，她本是邯郸歌舞妓女，地位卑贱、无所顾忌，遇大事机敏而有胆略，她从容地走到议论纷纷的神策军将士和宦官面前，大声说：“你们所说的‘大的’就是颖王殿下，颖王身材魁伟，当今皇帝都称他为‘大王’，颖王与你们仇中尉还是生死之交，这等大事，你们可要谨慎，一旦出错是要满门抄斩的！”接着把隐藏在屏风后边窥视的颖王李瀍推出来。众人听了夫人的话确信无疑，就拥颖王上马，护送至少阳院。后来宦官发现迎错了人时已反悔不急，只好将错就错，册立颖王为皇太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否认这种看法，认为皇位继承不可能出现这么荒谬的事情。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件记载反映了在宦官操纵下皇位继承的混乱性。几天后，文宗病逝，李瀍即位，改名李炎，即唐武宗。
　　
　　大开杀戒，源于宦官之恶
　　
　　武宗对有拥立之功的仇士良大加赏赐、言听计从，仇士良也趁机打击敌对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就这样，仇士良利用武宗即位不久对昔日竞争对手心存疑惧的心理，翻出文宗立太子时的旧账。
　　首先遭殃的是安王李溶和他在内廷的支持者杨贤妃，尽管安王可能并没有觊觎皇位的意思，但是随着他年龄增长，在政局混乱的时期对武宗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在仇士良的建议下，武宗一纸诏令把杨贤妃与李溶处死，连年仅几岁的陈王李成美也未免于难。紧接着仇士良又把昔日的竞争对手，文宗生前宠幸的宦官、乐工等人大肆杀戮。
　　文宗生前宠幸的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不甘心失败，寻找时机，企图反攻倒算。开成五年（840）八月，文宗下葬，刘、薛二人计划在葬礼上用他们控制的护灵禁军去诛杀仇士良和鱼弘志，废黜武宗重立新君。但是计划泄漏，兵部尚书王起和宰相崔郸事先做好准备，结果刘、薛等人被杀，于是仇士良在宦官内部的反对派被彻底清除。仇士良又向武宗提及刘、薛当初投靠杨嗣复和李珏准备立陈王李成美之事，武宗大怒，立即派出宦官分头前往潭州和桂州追杀杨、李二人。其实二人只是政见的不同，并没有犯死罪，武宗这种打击政敌的过激做法震惊朝野，朝臣极力苦谏，武宗都说“朕不悔”，在双方的僵持下，武宗才让步，二人虽免于一死，但被一贬再贬，最后杨嗣复为潮州司马，李珏为端州司马。
　　
　　朝堂之上，李党一枝独秀
　　
　　自宪宗以后，朝廷大臣逐渐分成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和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互相排挤,倾轧不已。在文宗的继承人问题上，牛李两党支持不同的皇子，支持安王的杨嗣复与李珏均系牛党成员。武宗即位后，牛党就全部遭到贬逐，召原来受排斥的李党首领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拜相，在李德裕的推荐下，李党的陈夷行、李让夷等亦先后登相位，一时形成李党独掌朝柄的局面。李党代表了显宦公卿集团的利益，他们主张高级官吏需要由公卿子弟出任，压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贫寒子弟，认为他们见识浅薄，没有根基，无法和世家大族相比较。世家大族子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对朝廷的规矩礼仪不教而自成，平民子弟即使有过人之才也不能很快地融入到官僚队伍中来。因此，李德裕限制科举入官者结党，提出及第进士不许称考官为座主和对考官自称门生，停止曲江大会和题名席等。但李德裕并不是一概压制贫寒之人，也曾经提拔了一批有才学的孤寒之士，所以当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刺史时，有人做诗说：“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表现了士人对李德裕的怀念之情。
　　
　　宦官遭抑，赖于强悍之主
　　
　　眼看政敌均被清理出朝廷，仇士良自以为他的权力可以横行无阻了，但是由于李德裕出任宰相，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开成五年（840）八月，仇士良奏请荫庇其子为千牛官。千牛为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专门护卫天子，官位虽低，但选拔极为严格。对他的请求，武宗置之不理。仇士良意识到受到冷落，就寻机挑起事端、反戈一击。
　　会昌二年（842），武宗在丹凤楼举行接受“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尊号的大典，有人告诉仇士良，李德裕等人正在草拟诏令，准备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得到消息后，仇士良作为左神策军中尉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扬言如果真是这样，明日禁军一定要集合于丹凤楼前喧哗滋事。武宗和李德裕商议不能直接和仇士良对峙，应该从根源瓦解他的力量，让他威信扫地就比较容易对付了。因此武宗直接派人到禁军中声称绝无削减一事，与宰相更无任何关系，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士兵们相信了皇帝的话，骚乱趋于平静。仇士良用计不成，只得向武宗请罪，称自己治军不严，理应受到惩罚。武宗认为时机不够成熟，才对此事不加追究。
　　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打算试探一下武宗对自己的态度，便提出辞职，武宗看到机会来临，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军权，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内侍省。仇士良自作聪明，反被人利用，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而容易惹祸上身，只好请求退休，得到武宗批准。这个历经宪、穆、敬、文、武五朝，横行近三十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仇士良回家后不久便死去，一年后，武宗下诏追削仇士良生前所受官职，并籍没其家产。此后，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有同样手段的领袖人物。同时，武宗越过枢密使，直接任命了宰相崔铉，原本由宦官执掌的出纳王命、控制禁军的枢密使一时被架空。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初，武宗收回左右神策军印，这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削弱了宦官集团的势力，
　　
　　平叛泽潞，德裕献良策
　　
　　唐朝的藩镇割据在宪宗朝曾经出现过缓和的局面，但穆宗和文宗在藩镇问题上处理不当，各地独立倾向又一度增强，在藩镇内部，节度使自为留后，上表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的现象司空见惯。
　　 解决党争和宦官问题后，中央出现了较大的统一性，武宗和李德裕准备对藩镇采取强硬措施。尤其是在李德裕巧妙利用幽州诸将不和，任命效忠中央的大将张仲武为幽州最高统帅后，更加坚定了武宗消除藩镇割据的信心。就在这时，泽潞藩镇出现了叛乱。
　　泽潞藩镇离关中腹地较近，是刘悟、刘从谏、刘稹祖孙三代苦心经营的王国，从刘悟开始独立倾向就比较明显，他们希望能像河北藩镇那样不受中央节制，自为留后。会昌三年（843），刘从谏临终前私自以其侄子刘稹为留后，令大将王协、刘武德、郭谊等辅佐刘稹，拥兵反抗朝廷。刘从谏死后，刘稹密不发丧，对外封锁消息，朝廷派出三批使者才得知刘从谏已死的确切消息。刘武德率万余人胁迫监军崔士康游说使臣，请求朝廷仿效河北藩镇的先例，任命刘稹为留后。朝廷内部一阵恐慌，大多数大臣主张答应刘稹，只有李德裕主张讨伐，他认为泽潞离京城较近，一旦独立对长安是一种威胁，刘稹之所以敢于发难，是寄希望河北三镇举旗响应，如果朝廷晓谕各州，朝廷发兵平定泽潞，作战区域只以潞州为中心，泽潞所属邢州、洺州、磁州，委托成德、魏博二藩镇攻取，同时在平定泽潞后所有将士论功行赏，这样刘稹就会被彻底孤立，很快就会被朝廷军队打败。武宗支持李德裕的主张，立即命令李德裕起草《讨刘稹制》，下诏削夺刘从谏和刘稹官职，同时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节度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等合力讨伐刘稹，随后又调遣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任晋绛节度使，配合各路兵马。李德裕以朝廷名义承认各地藩镇在战争中的既得利益，解决了各地藩镇互相推诿，保存自身实力，不愿冒险出战的问题。参战官军也都迅猛向前，进展十分顺利。
　　很快，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降，大大加快了刘稹的失败，高文端给朝廷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刘稹军队的情报，李德裕抓住时机紧急部署，连续攻下两个关寨。接下来，官军与叛军对峙在山东三州，即邢州、洺州、磁州三州，这一地区是泽潞藩镇的主要财富来源。三州守将之间矛盾重重，不能统一步伐，士兵们面对魏博节度使何宏敬的强大攻势，也是人人自危，普遍产生了投降倾向。很快邢州刺史崔嘏、洺州守将王钊、磁州守将安玉相继倒戈，投降的消息传到泽、潞二州，叛军内部分崩离析，会昌四年（844），刘稹的亲信、潞州大将郭谊等杀死刘稹，诛戮刘氏宗族，迎接讨伐军进城。至此，历时十三个月的泽潞叛乱彻底平定，收复了五州三十一县。
　　泽潞叛乱的平定，说明了武宗在李德裕的支持下，对藩镇的独立倾向采取了毫不姑息、坚决平叛的措施，不仅消灭了刘稹的割据势力，还通过平叛战争对独立已久的河北藩镇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有利于唐朝加强对河北藩镇的控制。
　　
　　会昌灭佛，遭后人非议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只有武宗灭佛发生在大一统时期。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这次灭佛是中央皇权和地方大臣联合绞杀的过程，从程度和范围上较之其他几次对佛教的打击更大，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道教是唐朝的国教，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宗教，在与道教的竞争中，佛教处于劣势。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良田、庄园，在寺院荫蔽下的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武宗时期的平定藩镇叛乱的军事行动，使本来就十分拮据的国家财政愈发捉襟见肘，这促使他从寺院手中夺取大量人口和土地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
　　会昌元年（841）六月庆阳节，武宗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这是歧视僧人的最初举措。会昌二年（842年）三月，李德裕下令禁止置童子小沙弥。十月又下令，凡僧人违犯戒条，擅自娶妻者，一律责其还俗归乡，没收其钱粮田地。欠债者，还俗后充为徭役。当时还俗的和尚达3000余人。随后，武宗下诏，限定寺院奴婢人数，规定每僧只准用一个奴婢，尼姑用二婢。会昌四年（844）四月，下令禁止寺院供奉佛牙，并拆毁了一部分山房兰若（较小的寺院），严厉惩罚僧俗人等向寺院供奉财物。
　　佛教徒不仅财产被剥夺，人身安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时时有性命之忧。会昌三年九月，长安城有传言说泽潞藩镇的奸细隐藏在寺院中，武宗下令两街功德使清查城中僧人，对长安、洛阳及天下州县寺院中无合法身份的僧人一律勒令还俗，强制遣返原籍；对寺院不明来由的僧人，一概捉拿问罪，一时间仅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
　　正在佛教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道士们落井下石，编造谶语向武宗恶毒地构陷佛教。声称有人托孔子之名散布“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并解释说这“十八子”即唐朝皇室，“黑衣”即僧人。由此更加激起了武宗对佛教的憎恨，下令拆毁天下各地的山房、招提、兰若、义井、村邑、斋堂等名目的佛教建筑四万余处。
　　为了表明灭佛思想的合理性，道教跟佛教进行了一场题为“神仙可学不可学”的辩论会，大师知玄坚持佛家观点，指出神仙方术是山村匹夫从事的活动，难登大雅之堂，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帝王更不能参与。这正中道士下怀，因为武宗当时正全身心修炼长生不死药，这导致了武宗对佛教更大的憎恨，知玄大师险些为此丧命。
　　为便于登临看望成仙的道士，武宗下令修建望仙台，但是他一直没有见到道士成仙，道士们借着武宗的宠幸，把责任推给佛教，说是佛教的黑气阻碍了成仙的道路。武宗听信谗言，对佛教施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会昌五年（845），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疏，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全国各地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五十岁以下僧尼全部还俗，五十岁以上无度牒者亦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州的寺院数目进行严格的规定，上州每州只准留一所佛寺，下州的佛寺全部废毁。上都（京师长安）、东都（洛阳）每地各留两所寺院，每寺留僧三十人。到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余万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没收土地十万倾。收缴的铜像、钟器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
　　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这些保证了武宗朝连续不断的战争。但是在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颂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佛教作为一种思想能够广为流传，有它的合理性，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的一种天性需要，武宗单凭个人好恶，用国家权力打击佛教的方式是不对的，所以一直遭到后人非议。更不应该的是，武宗还对当时在唐朝访问的外国僧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殊不知思想是没有国界的，日本僧人圆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于开成三年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开始受到很好地接待，但很快在武宗下诏灭佛之后，圆仁被强令还俗，遣送回国。圆仁在两位好心的押解官员的照顾下，一路向海边行进，在途中，他目睹了寺庙被破坏、僧众被驱逐的惨状，经过了种种磨难和挫折，终于被允许在登州乘船回国。回国后，他写成《入唐求法巡行礼记》，忠实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
　　
　　信奉道教丹药，帝与爱妃两丧生
　　
　　开成五年（840）二月，武宗颁布诏令把每年二月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当年秋天命道士赵归真在三殿主持修金箓道场，武宗亲自到场巡视。会昌元年（841）三月，武宗下令在龙首池修建灵符应圣院，六月授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玄崇馆院士，赐号广成先生。会昌三年（843）五月，任命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成为京城道教教首。赵归真在武宗面前诋毁佛教，请求尽快加以清除，被武宗采纳。自此道士活动范围越拉越大，大大影响了唐朝的正常政治活动。李德裕等大臣连番上书，提醒武宗警惕道教势力的过分扩张，但是他一概置之不理。
　　武宗不仅遵奉道教，还对道士们修炼的长生不死药钟爱有加。武宗即位后，即召赵归真入宫与自己修炼长生不老仙药，还广泛接受各地道士进献的丸药。但这些丹药多半都有毒性，长久服用后必定会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最终导致死亡。武宗每日服用此类丸药，渐渐地容颜憔悴，形色枯羸，神经错乱，以至严重影响处理朝政。道士赵归真说这是服药后的正常状态，是在脱胎换骨，只有越病越服，才能得道成仙。武宗对此深信不疑，对大臣们停止用药的建议不予理睬。
　　曾经在武宗即位前敢于说话，帮助武宗登上皇帝宝座的王氏被册封为才人，极受武宗宠爱。武宗本打算立她为后，被李德裕因其出身低贱有没有子女而劝止。王才人能歌善舞、精于骑射，武宗经常把她带在身边，二人情真意笃，十分相得。武宗不听众人劝告，继续服用丹药，中毒愈深，在弥留之际他万分感慨对王才人说： “朕将不久于人世，只是你我的姻缘到此就完结了吗！”王才人非常感激武宗的知遇之恩，说：“陛下一旦辞世而去，妾身定当追随而去。”她接过武宗递给的一条丝巾，为她唱了一首《河满子》，声调悲怆哀婉，闻之者无不动容。几天后武宗驾崩，王才人收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来到御塌旁，用武宗交给的丝巾自缢，追随武宗而去。宣宗即位后，嘉叹王才人忠贞，追赠为贤妃。
　　武宗28岁（841）继位，33岁（846）去世，在位六年，其在位时间虽短，但他头脑清醒，果敢历练，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一改文宗朝懦弱的局面，尽管在宗教问题上出现了偏颇，但每一件事都是大手笔，体现了他的雄才伟略。



十七、大唐二十帝之宣宗李忱（810～859）

　　宣宗李枕，是唐朝最后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是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生于宪宗元和五年（810）六月二十二日，母郑氏，初名怡，前身是光王，在位13年。唐宪宗李纯十三子，唐穆宗李恒的弟弟，唐武宗李炎的叔叔。李忱登基之前，为了逃避唐武宗的迫害，传说他当过和尚，曾作过《瀑布联句》一诗。会昌六年（846年），唐武宗被道士上供的长寿丹毒死。李忱被迎回长安登基做皇帝，是为唐宣宗，改元大中。
　　唐中期的历史变乱给他留下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残破帝国，换而言之，历史留给他的政治空间已经十分的狭小，从一开始，宣宗甚至都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政治势力。然而，他在这狭窄的舞台上运用自己的谋略智术，打造出被后人称为“小贞观”的安定局面，为已在暮色中的唐帝国画上最后一道晚霞，然而一代英主并不能凭一己之力挽回颓势，此后的唐王朝依然无可奈何地老去了。
　　
　　大智若愚 终得帝位
　　　　
　　会昌六年（846）正月，长安城正是一派新春景象。百姓们依然沉浸在新年的节日喜庆之中，然而皇宫禁中却是异常的严肃和紧张。新年的新气象并没有让武宗皇帝的病情有任何起色，政治高层们都十分清楚，皇帝的时日不多了。极权主义皇权统治下，新旧皇帝的更替是整个政权最敏感的神经。武宗有五个儿子，都年龄尚小，难以辅立。而武宗又未立储君，所以一切都不明朗。无论是宦官集团，还是外廷之李党、牛党，甚至包括远离长安的藩镇将领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或深藏不露，静观时变，或引聚朋党，蠢蠢欲动。每一方政治势力都期望新皇帝能站在他们这一边。如果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成为册立新君的元勋，自然是件福禄双收的妙事；反之，如果拥立非人，与新君结下怨仇，那么秋后问罪之期也就不远了。
　　宦官，作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在此情况下又一次先于外廷而捷足先登，扶持大局，册立新君。从文宗朝起，他们就已具有这个资格，现在更有这个能力。内侍仇公武，曾对光王怡（即后来的宣宗）有私恩，他向左军中尉、宦官首领马元贽建议由光王继承大统。经过讨论，宦官们达成了一致，于是矫武宗遗诏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国家政事令权勾当。”二十三日，武宗驾崩，皇太叔光王即皇帝位，是为宣宗，时年三十六岁。
　　宣宗在宦官引领下，在朝廷众臣如雷的万岁声中，戏剧性地从历史的小角落被推向前台。宣宗是穆、文、武宗三帝的叔父，无论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或者上古的兄终弟及制，他都不是最有指望的皇位继承者，可为什么宦官最终选择名不正言不顺的他来继承皇位呢？并非像遗诏中所说的那样，是因宣宗有贤德之名，而是因为宦官集团有自己的考虑。
　　前朝宦官首领仇士良在退休后，曾向其手下党羽传授固宠之术：不可以让天子得到空闲，应当让他沉迷于奢靡玩乐中，无暇顾及政事，然后宦官们才可以将皇帝实权转借在自己手中。不可以让天子亲近儒生，一旦他从儒生那里看到前代兴亡的教训，势必会忧惧而疏斥宦官。
　　其实，宦官和皇帝之间是一种既相互需要又非常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宦官是极权制度下皇权的附属物，是皇帝的家奴。没有皇帝的极权，皇帝身边的宦官自然也就没有权力可以窃夺；另一方面，唐朝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宦官集团最为跋扈的时代，关键在于他们掌握了中央禁军。在唐朝，军队的私兵化程度相当高。在地方上，表现为藩镇的割据，在中央则是禁军忠于宦官。因此宦官们可以和朝臣斗争，甚至可以任意废立皇帝，但这只是皇权的一种变态形式。从根本上，如果皇帝能够真正地强势起来，宦官是缺乏任何权力空间的。而且，一旦皇帝又和朝臣联合来打击宦官，宦官更是没有退路可言。所以，尽管皇帝在宦官的掌控之中，但他们对皇帝还是心存畏惧，时刻提防的。宦官也是中国古代最黑暗的政治势力，他们没有社会基础，没有特定阶层的支持，更没有子嗣，出了宫廷什么都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宦官只是小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眼中只想保住权力，以求自存，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彼此联合，控制皇帝，最好是一个昏庸的皇帝。
　　对于内侍仇公武和左军中尉马元贽来说，前辈的告诫言尤在耳，所以在武宗病危，宦官集团议立新君时，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易于被控制的人身上。而光王素有愚钝不慧之名，所以被宦官们看好。
　　对于光王的愚钝，历代史家多有记载，据《资治通鉴》载：“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大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光王的孩童时代，做事学习就往往不如同龄孩子，这种情况一直到他成年时期都没有任何改观。他反而愈大愈发沉默寡言，时人猜测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次在朝见懿安太后时遇到宫人行刺，受到了惊吓。
　　文宗在被拥立之前，曾在诸亲王居住的十六宅生活过相当长时间，他登基后也常在十六宅举行宴会，邀请诸亲王参加。光王作为皇帝的叔父自然在座，只是每次都缄默其口，从不发言。一次，文宗戏谑于他，说：“谁可使光叔开口，必有重赏。”结果，任凭众人百般逗弄，他都面无表情不动声色。于是众人都大笑不已。面对当众的羞辱，有谁能够甘心忍受呢？只是光王有他自己的想法。
　　光王为宪宗之子，庶出。他母亲郑氏仅是一介宫女，据说这个郑氏在婚前曾经被一个善于相面的人说是和天子有缘，将来必定大富大贵，于是被镇海节度使李锜纳为小妾，后来李锜起兵叛乱被处斩，郑氏则被送入后宫，成为宪宗郭贵妃的侍女。后来因貌美被宪宗所幸，生下李怡即为光王。郑氏出身并非名门望族，所以光王无法得到来自母系家族政治上的支持，在内廷宦官集团和外廷的大臣中也缺乏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保护。而光王是穆宗的弟弟，敬、文、武三位皇帝的叔父，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也有可能取得皇位，很容易引起皇帝的疑忌，所以一直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他不得不独自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所以，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甚至装憨卖傻，对于光王来说都是必要的。正如道家所言：“以其无为而无所不为。”光王只能“无为”，以免对自己造成危险；“无欲”，以免与他人有利害冲突。
　　然而，光王的韬晦依然引起了他的另一个侄子，继文宗而立的武宗李炎的疑忌。他似乎看穿了光王憨傻外表下的聪明才智。于是发生在光王身上的“意外事件”也随之多起来，不是在和皇帝击球时突然落马，就是在入宫时莫名其妙地跌足，甚至在隆冬季节随驾巡游时，马失前蹄而跌晕在道路上，皇帝弃之不顾，差点被冻死。一些史料直言不讳地描述了武宗欲杀害光王未遂之事，如《中朝故事》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武宗刚登基时，就十分疑忌光王。他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光王于永巷中囚禁数日，甚至沉于宫厕。宦官仇公武可怜他，就对武宗说：“光王身为亲王，不应久处于宫厕中，把他杀掉得了。”武宗曰：“可。”仇公武就将光王从宫厕中取出，以粪土覆盖在他身上，载出皇宫密养。
　　　　这样看来，仇公武并不一定真正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之心而营救他。更有可能是，他认为光王对宦官集团有利用价值。武宗没有来得及杀死光王，就一命呜呼了。光王则由仇公武引荐，被宦官集团立为新君。
　　
　　改弦更张 另立国政
　　
　　宣宗绝对不是真正的愚钝之人，而是大智若愚。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宣宗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资治通鉴》载他成为皇太叔后“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被拥立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政治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压抑了二十年的聪明才智在一刻间勃发喷涌，开始创建唐帝国最后的辉煌——号称“小贞观”的太平盛世。
　　经历过苦难的人总是对以往的艰辛难以忘怀。对于宣宗来说，二十年的宫闱斗争锻炼了他的权谋智略；流落民间的非凡遭遇使他比前任皇帝更了解民间疾苦，更加具有勤勉持政、不贪安乐的上进心；武宗朝的长期迫害给予他热切的复仇之心。前苏联历史学家尝言：“每一位新任沙皇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前任沙皇的全盘否定。”对于宣宗来说，这种否定来得更快更彻底也更直接。

　　打击李党，任用牛党

　　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科举出身）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士族出身），这两派官员互相倾扎，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疾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进士考试。由牛党任务钱徽主持。结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于是便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当然很同情李宗闵。于是以后牛僧孺、李宗闵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结成一派，两派明争暗斗的很厉害。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上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拔成宰相。这样，两人一掌权，就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掉出京城，贬谪他为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那时侯，西川附近一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甘孜州东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书朝廷，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飞黄腾达。但是宰相牛僧孺却对唐文宗说：「李德裕收复了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那才不上算呢！」牛僧孺还要唐文宗下诏叫李德裕将维州还给吐蕃，李德裕气得要命。
　　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是武宗朝最被信赖的辅弼大臣，直接参与了武宗时期的重大国策的制定和重大事件的处理。如灭佛，进击回纥，选官任用重门荫轻科举等等。凭借着赫赫功绩，德裕在武宗遗诏中被任命为冢宰。宣宗希图对武宗朝的政策改弦更张，作为先朝旧臣又身居相位的李氏和以李氏为首的李党政治集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阻碍，而且宣宗素来厌恶李氏的独断。据《旧唐书》讲，宣宗即位当日曾召见李德裕，召见完毕后，宣宗对左右侍臣说：“刚才来的是李德裕吧？每次他看我，都让我感到不舒服！”就在此次召见八天之后，宣宗就采用明调暗降的政治策略，让他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带衔充任荆南节度使。
　　德裕权重位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排除出朝，甚至连他的政敌都始料不及，史载是“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对于在朝廷中执掌大权长达数十年的李党集团来说，根基已深，仅仅对于其首脑的排挤还是不够的。二日后，宣宗又将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贬为忠州刺史，其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薛元赏曾在文宗朝甘露之变以后做过京兆尹。当时长安陷于极度混乱中，朝廷政事系统瘫痪，城中盗贼横掠，还有神策军的公行暴虐。元赏到任后以强有力的手腕恢复了京城的治安，打击了包括神策军兵士在内的一些不法之徒。后来他在“维州事件”时曾上书支持李德裕，与其政见相合，于是在会昌年间被德裕重用成为其亲信。李德裕和薛元赏被排挤出朝廷宣告了李党政治辉煌的终结。
　　宣宗十分明白政治斗争中有破有立的道理，在驱除李党的同时，空置的相位也需要有人来替补，他将目光投向了白敏中。白敏中自幼父母双亡，由其兄长抚养成人，并于长庆年间进士及第。他是白居易的堂弟并和牛僧孺有亲密关系。牛党倡科举，重功名，极合宣宗的胃口。对于刚刚即位，要排挤李德裕并扶植牛党政治势力的宣宗来说，朝廷大员中唯一的非李党成员白敏中是最合适的人选。
　　宣宗的中央皇权和外廷中的牛党大臣势力通过白敏中的拜相形成了联合的形势，李党已是穷途末路。其首领李德裕在此后三年三贬，直到最后客死崖州，持续了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此后渐趋消歇。

　　重视科举

　　牛李党争的主要矛盾集中在选官制度上。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中，选官任用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势力，对于此一制度都有不同的态度和要求。李德裕在选官任用上主张重用贵宦子弟，他说：“朝廷的重要职务由公卿子弟担任较为适宜。为何呢？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熟悉处理政务，而科举出身的寒士即便有过人的才华，登第之后才得到一品级，难以熟悉政事。”而牛僧孺代表的牛党人物则更看中科举制度，注意拉拢登科进士，甚至“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借以壮大势力。一般认为，李党主要代表门阀士族利益，而牛党代表庶族地主利益。自宪宗朝以后，牛李党争两派各有起伏，但是从总体上看，魏晋以来的士族势力正不断没落，而科举入仕却已逐渐兴起，在政治上的表现是门宦政治的衰亡和新型文官政治的兴起，所以由其时代没落性所决定，李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宣宗从个人来说，是个科举迷，也正是他，以有形的政治权力替无形的历史将李党所代表的门宦政治扫入时代的垃圾堆。
　　宣宗皇帝对于科举是极其重视的，他认为只有进士登科者才有真才实学。在位时，他每次上朝召见新任官员，都要先问对方有没有功名，是否中过举人、进士。如果被召见者回答说自己有功名，是登科进士，宣宗就会十分高兴，谈性大至，和他们谈起考试时所做的诗赋和主考官的名字。有时候，宣宗还命人将这些官员的名字和他们的诗赋文章写在大殿的柱子上，以备日后浏览。假如有文章和名声好的人偶然没有考中，他一定会表示惋惜。
　　由于皇帝对进士的偏爱，一时朝廷显官俱为登科之人。一些人为了求取功名开始不择手段。大中九年（855）三月，礼部在考试举人时，出现泄露试题的情况，被御史弹劾。这引起了宣宗的高度重视，立即下诏将伪造印件、贪污受贿的官员黄续之等人处死，对于其他主考官员也分别给予免职、降职、罚俸禄等处分，并全部取消已被录取的十名举子的功名。宣宗对于此事的处理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手腕使得朝野震惊，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科举场上的徇私舞弊现象。
　　宣宗还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些改革，以使科举制度能真正体现唯才是举的宗旨。大中元年（847）二月，礼部侍郎魏扶向皇帝奏陈进士登科的情况，谈到有三名举人，才学具佳，本应该录取为进士，但由于他们的父兄都在朝廷作官，所以按照常例没有录取他们。宣宗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于是诏令礼部对此三人重新组织考试，如若考试合格就给予进士资格，并强调以后取士要唯才是举，不可遵循这个常例。

　　善待佛教

　　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灭佛”，宣宗的前任武宗便是其中之一。宣宗皇帝在即位后一反灭佛态度，开始复兴佛教。他曾经对翰林院学士韦澳说：“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智力，可有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全德。”并且诏令天下：“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储，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
　　不少史料甚至说宣宗即位前也曾遁入空门，但目前史学界还没有定论。据唐末史料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尉迟偓《中朝故事》、令狐澄《贞陵遗事》记载，时为光王的李忱因受到武宗的迫害，在长安难以委身，在仇公武的安排下削发为游方僧，经江淮路云游至浙江盐关（今浙江海宁）镇国海昌院（又称安国寺，俗称北寺），并在该寺以沙弥身份修行。该寺方丈齐安还替他取法名为琼俊。数年之后，武宗驾崩。光王返回长安即皇帝位。他不忘师父恩德，在齐安圆寂后赐他为“悟空国师”的谥号，并大兴土木将该寺扩建，取名为齐丰寺。而宋明以后也有不少材料肯定此事。苏轼游海昌院时就曾留下一首诗谈及此事：“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后来宣宗推翻武宗的灭佛政策，也被认为与此有关。不过，下笔谨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对此事表示怀疑。
　　认为宣宗曾遁入空门的于辅仁说：“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宣宗隐藏付出了代价。所以，宣宗兴佛教实在有还愿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应当说，宣宗善待佛教未必真正像于辅仁所说是为了报恩，实际上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灭佛带来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曾记载：“唐朝僧尼本来就十分贫穷，朝廷又令天下僧尼尽行还俗。刚刚还俗，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的受不了，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 被《旧唐书》称为“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的宣宗自然有必要恢复佛教，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这也是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统治秩序的措施。
　　
　　谋略有加 智术治国
　　　　
　　宣宗可以说是唐朝中后期君主中最有谋略的一位。上文曾讲他在登基之前表现得十分痴呆愚钝，遂被怀有私心的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为帝，以为将来容易挟控。谁知宣宗即位之后一改当初痴呆性情，接待群臣，处理政务都有条不紊，此时宦官和外廷大臣们才恍然大悟，宣宗的愚是装出来的，是明哲保身的计谋。
　　宣宗在位时，对大臣素来是恩威并重。平时和大臣在一起总是相当恭敬，如同对待客人一般施之以礼、待之以情，但在朝堂上听大臣奏陈的时候，则非常严肃认真，表现出一副威严的气质，从来不露出烦躁和懈怠的神色。一次，延英殿会议，当大臣们奏事结束以后，皇帝便客客气气、和颜悦色地说起宫中游宴的趣事，群臣们也随声说些生活上的闲话，朝堂上的气氛融洽而又热烈。就在宰相、翰林学士和枢密使们感觉到情绪稍稍轻松一些的时候，皇帝却突然正色而告诫道：“希望你们善自为之。我常常担心你们辜负了我的期望，以至我们君臣不能够再相见，也再无今日的快乐了！”此话猝不及防，群臣心中俱是一颤。
　　皇帝的态度变化得如此迅速，让人无法揣测，使得朝廷的中枢要员都感到战战兢兢。大臣们既尊敬他又害怕他。在宣宗朝居相位最久也极受宠幸的令狐绹曾对朋友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宣宗和前代有作为的皇帝一样，总喜欢事事亲躬，明察秋毫，此时，皇权和相权往往会会出现一些摩擦和碰撞。令狐绹为相以小心谨慎，不置臧否著称，但是百密难免有一疏，宣宗曾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可转赴他州，须得入朝晋见皇帝后，才可以赴任，目的是防止外官长期在地方任职不受中央管束的情况发生。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宰相令狐绹以为两地毗邻，实在没有必要再劳絮褥，便命他可以从便，直接到房州上任，不必入朝晋见。此事被宣宗知道后，便正色斥责令狐绹说：“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朝廷述职，亲问其为政施役，理道优劣，以便国家今后可以相机任用。”说到这里又很意味非常地说：“天命既行，岂又违越？宰相的权力太大了吧？”令狐绹立即惊出一身冷汗。
　　对于内廷的宦官，皇帝也应付得极有谋略。马元贽等宦官是拥立宣宗的元勋功臣，宣宗对他们是恩遇有加，以笼络宦官集团的支持。宦官们掌握禁卫军权，皇帝在笼络的同时也扶植外廷士人势力与之对抗掣肘。所以他很明确地禁止宦官与外廷大臣交结。马植之罢相就反映了他的这种策略。马植是宣宗宠幸的大臣，在拜相以后竟交结宦官马元贽和其叙同宗之谊。于是元贽将皇帝赏赐的一条金腰带转赠与马植。宣宗知道此事后，鉴于元贽掌握禁军没有草率行事，却将马植免相，贬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其罪名就是交通宦官。此事一出，引起了内外廷的震动，马元贽等宦官的越轨之举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对于宦官中的小人物，宣宗更是毫不留情。皇帝在宫廷中专门设有刑杖，有时候就当着大臣们的面杖责那些犯过失的宦官仆役。有些大臣认为天子这样有些失儒雅之风，还常常劝解，但是宣宗说：“此辈是朕的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此举是包含深意的，一方面向朝臣们表明自己不偏爱宦官近臣，另一方面又向其他大宦官示威，提醒他们家奴的身份。
　　然而总的来看，宣宗还是相当害怕宦官集团的势力。毕竟他们在禁卫军中的势力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宣宗在马植交通宦官一案中，只处置外廷大臣马植，却不敢动宦官首领马元贽的原因。宣宗也曾屡次和大臣们讨论处置宦官的办法，但是大家鉴于“甘露之变”而更愿意姑息养奸，终宣宗一朝也未能解决宦官问题。英明的宣宗皇帝死后，蛰伏的宦官势力又重新崛起，操纵朝廷大权。
　　
　　勤勉恭谨 自律寡欲
　　
　　古往今来之成大事者，往往都有非同一般之性情，宣宗便是一位。
　　宣宗皇帝对于女色相当自律。越州地方官员曾向他进献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女子，皇帝一见倾心，纳入宫中，数月之间就赏赐盈积，可谓是宠幸有加。不久，宣宗觉悟到红颜祸水，前代玄宗就是因为过于宠幸杨贵妃才招致天下大乱，至今未平。于是召来这个女子，忍痛挥泪要将其赐死。侍奉在侧的内侍宦官劝解说，既然不留她，不如将她放还民间。但是宣宗皇帝害怕自己日后会因思念她而反悔，遂最终将美人鸩杀。
　　宣宗可谓是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但他也并非冷酷无情之人。史载他还是相当恭俭克让、平易近人的。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宫中厕役、洒扫之类的侍役，只要见过一面，便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所干的差事。皇帝若有指派，往往直呼其名来办，从无差误。这些宫人如若生病，皇帝知道后就派御医为他们诊治，有时还亲自前去病榻前探望，还时而赏赐给病人一些物品作为安慰。
　　宣宗还是唐中后期最为简朴的君主之一。平时在宫中，经常穿着洗过几次的旧衣服，只是在正式场合朝见大臣的时候才换上新衣服。宣宗之前的皇帝出行，都要先用龙脑、郁金等物铺撒地面，宣宗认为这样过于奢侈浪费，诏令撤消。在皇帝的带动下，大臣们也都力行节俭，一时官场上节俭之风大行。
　　唐宣宗对于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几乎到了不尽人情的程度。
　　他的大女儿万寿公主，下嫁给起居郎郑颢，按常例要用银箔饰车，从宣宗开始，改为铜饰。公主出嫁时，宣宗亲自告诫她，到夫家要严守妇道，不得以皇家贵胄轻视夫族。有一回，驸马的弟弟郑觊得了重病，宣宗打发中使去探望。中使回朝，宣宗询问公主在否，中使答，公主在慈恩寺观戏。宣宗大怒，说：“朕有时怪士大夫家不愿娶公主为妻，至今才知其情。”于是命人把公主叫来，当面斥责道：“小郎有病，你为何不去看视，反倒去看戏？成何体统！”公主一看父皇发怒，吓得连忙请罪，表示洗心革面，不再敢犯。
　　让人吃惊的是，宣宗的二女儿永福公主，已经选定于综为驸马，下日就要下嫁，公主也很高兴。偏偏在一次和宣宗同席吃饭时，因为一点儿小事怄气，把筷子折断。宣宗大动肝火，愤然说：“你这般性情，怎幺能嫁到士大夫家做媳妇？”当即传旨，令四女广德公主下嫁于综。就这样，永福公主眼睁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夫被父皇夺去，送给了妹妹。
　　宣宗除十分重视生活细节外，还是一个勤勉之君。他本人多才多艺，射箭击球，制曲吹管样样擅长，但却并不因以为癖，荒废正业。退朝后的闲暇时间，他多用来读书，为此专门辟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皇帝在此有时甚至彻夜苦读。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和他们长谈不休。

　　大唐最后的中兴

　　宣宗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他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他重新整顿吏治，并且限制皇亲和宦官。他把死于甘露之变中的除郑李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也曾经想根除宦官，但鉴于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未能有所行动。
　　唐太宗和贤相魏征，君臣二人，名垂青史，宣宗有魏征后代魏慕为相，在大唐的后世之期，又造了个“贞观之治”。他将《贞观政要》写上屏风，天天观读，以求太宗君臣的忠言，正政，也如太宗一样，赞同大臣激谏，大夫令狐陶曾说过，每次议事，都使他汗流浃背。
　　宣宗首大爱好就是听音乐和看戏，有一次戏子祝汉贞与宣宗闲谈时，说到了国政，宣宗十公生气，对他说：你不过是朕的一个戏子，怎幺能乱议国事？还有一次，他刚刚进封的乐师罗程在宫外胡作非为，宣宗大怒，将他杖杀。有人谏劝，罗程是不可多得的乐才，宣宗说：你们看重的是他的乐才，而朕重视的是高祖，太宗的国法。
　　由于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唐朝国势有所起色，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使十分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宣宗是唐朝历代皇帝中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小太宗」 。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沙州人张义潮起兵，杀吐蕃守将，占领州城，称归义军节度使，发兵略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州，以十一州图籍归顺于唐。名义上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安史之变后，唐对吐蕃的唯一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很多资料中说唐宣宗还趁吐蕃、回纥衰微，派兵收复了河湟之地，平定了吐蕃，实在是以讹传讹，晚唐哪里还有实力收复河湟啊，吐蕃的实力也远非回纥可比，实际上收复河湟之地的是归义军，而且河湟之地保留在汉人之手一直到宋朝灭亡，这都是归义军的功劳，归义军的文章将另文刊出。）
　　无奈大中晚年唐朝已积重难返，国力衰退，社会经济千疮百孔，只依靠统治阶级枝枝节节的改革已无法改变唐帝国衰败的潮流。大中十三年（859）冬，浙东农民裘甫带领五百农民起义。起义军后发展至五十万人，为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打下了前哨战。

　　修身有瑕 饮丹而亡
　　
　　宣宗皇帝虽然谋略有术，性情勤勉，但是在许多方面也并不能把握得很好。
　　宣宗晚年，随着身体不断的衰老，追求长生不老的欲望越来越大。大中十一年（857），他迎请罗浮山道士轩辕集进宫，向他询问长生不老的秘诀。轩辕集告诉他说只有清心寡欲，少近女色，不食荤腥，哀乐不惊才能长寿。但最后宣宗还是开始秘密服用医官李元伯、道士卢紫芝、山人王乐等人所炼之“长生药”。结果身体越吃越坏，全身燥热，冬天甚至连棉衣都不能穿。宣宗皇帝自恃智术，虽然明鉴前代皇帝因为服丹而亡的事例，但是依然没能控制住自己追求长生的欲望，还是照入毂中。这是宣宗自己的悲哀，也是皇权政治下人性被扭曲了的皇帝们的悲哀。
　　除追求长生外，宣宗皇帝的性格还有些刚愎自用，做事情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如他以宪宗皇帝的直接继承人自居，对宪宗之后的几位皇帝尤其是武宗做了全盘否定。他的意志只许大臣遵循，不许违背。谏官丁柔立认为对李党势力处理过重，上书有所劝谏，就被宣宗认为是不顺从，被贬为县尉。宣宗的猜忌心理很重，他猜测父亲宪宗是被自己的长兄穆宗联合其生母郭太后和一些宦官而杀害的，就在即位后兴大狱，毒死郭太后，指穆宗为逆，并株连了许多宦官和大臣。
　　虽然宣宗有以上的缺陷，在政治上引发了一些动荡，但他的勤勉为政还是为唐帝国创造了最后一个太平盛世。宣宗在位十三年，史载其“明察慎断，用法无私，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有贞观遗风。”他在位期间，唐帝国的社会形势好转了一些，尤其是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新唐书》说：“大中十三年，国库充足，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户部的钱币多的以至无法计算，各州的情况也非常好，有的州积蓄的钱甚至多达三百万缗。”
　　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终因服用丹药过多，毒性发作，背上生疽溃烂而亡，享年50岁。谥号圣武献文孝皇帝。宣宗生前共有十三子，长子李温，封郓王，不被喜欢。因此在大臣们奏请立太子时，宣宗拒绝说：“朕还没有老，如果立了太子，不是把我当闲人吗？”直到他病重之际，才密诏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三人，立其喜欢的三子李滋为太子。但是宦官们再一次的矫改圣旨，处死此三人，立郓王为皇帝，是为懿宗。
　　历史人物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却很难真正改变历史，任凭宣宗怎样的勤勉为政，怎样的智术治国，但是唐王朝根基已坏，最终无法改变大厦将倾的命运。与宣宗的生命一起凋零的，还有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大唐帝国的最后辉煌，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十八、大唐二十帝之懿宗李漼（827～873）

　　懿宗李漼是宣宗的长子，生于大和七年（833）十一月十四日。会昌六年十月，封郓王，本名温。他可能是唐代最古怪的一个皇帝，在宦官的操纵下，他的即位令众人都感到意外，被称为“小太宗”的宣宗有了个极其不称职的继任者。在他十五年的皇帝生涯里，无论朝臣还是宦官，都被他的古怪任性弄得不知所措。他崇信佛教，喜欢音乐和出游，对于常人来说，这或许只是正常的兴趣爱好，但是身为皇帝的他，因为拥有了极端权力，而使得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王朝的沉重负担。同时，懿宗也是一个倒霉的皇帝，他一即位唐朝就开始了地方上的崩溃，边境上的威胁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可以说，从他开始，唐朝的灭亡已成定局。

　　在宦官的内争中即位

　　懿宗即位时的混乱，宣宗要付很大的责任。宣宗也许是不愿意放弃得之不易的帝国控制权，晚年秘密服用仙丹，追求长生不老，但是上天对他并没有给予超出常人的眷顾。大中十三年（859），宣宗服用仙丹不久后就在背上发出了疽。八月，疽病已经很厉害，宰相及朝臣们都没有办法见到宣宗，宣宗把夔王李滋秘密托付给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让他们辅佐李滋登上皇位。这三个人与神策右军中尉王茂玄，都是宣宗平日所器重的亲信，只有神策左军中尉王宗实一向与他们不和，于是四人一起谋划，将王宗实任命为淮南监军，这样就可以在帝位更替时不受到任何威胁。当一头雾水的王宗实已经在宣化门外接受圣旨，马上就要出城的时候，左军副使亓元实赶过来说：“皇上大病已经一个多月了，您与皇上隔门起居，见不到他的面，不了解确切情况。即使现在有人假造圣旨，也不会有破绽。为何不先去面见一下皇上再走呢！”王宗实恍然大悟，于是和他再次赶回皇宫。各门已按照旧例加派人手，一种不祥的空气笼罩在寝宫之上。亓元实领着王宗实直奔寝殿，真相大白，原来宣宗已经病死。猜到出镇实情的王宗实愤怒地大声呵斥王归长等人，指责他们矫诏谋逆，于是这些人都不敢说话了，毕竟王宗实手握神策军的兵权。王宗实派人将郓王迎接过来，九日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即暂时代理皇帝的军国大权），更名为漼；同时又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都抓起来杀死。
　　宣宗一直没有正式册立皇后，所以各皇子只有长幼而无嫡庶之分。直到宣宗身患重病，嗣位之人还没有确定。郓王的皇子生活与宣宗颇有几分相似：当年宪宗不喜欢年幼的宣宗，而继位的郓王在12个皇子中最不受宣宗恩宠。由于郓王几乎是在宣宗病故后一夜之间被王宗实等人矫诏从十六宅中接进宫的，朝臣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十六宅里有一个年龄最长的郓王在，因此不免会产生怀疑，甚至有人猜测郓王根本就不是宣宗之子。
　　从这次懿宗即位的过程来看，宦官势力尽管受到宣宗生前的压制，但此时仍能在与朝臣的斗争中取得绝对的优势。顺宗立时，宦官反对未果；宪宗立，宦官和大部分朝臣是取得一致的；即使王守澄立文宗的时候，也要与朝臣中的裴度取得一定的联合，而懿宗的登基则完全是宦官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朝臣没有任何干涉的机会。但是，拥立懿宗，最起码还要宰相签字。宫内外都知道宣宗生前最喜欢的是夔王，并且准备将帝位传给他，但是朝臣们对宦官的废立无可奈何。当宦官把拥立郓王李温的动议报入政事堂履行宰相签字的程序时，的确曾有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但宰相夏侯孜说：“三十年前，朝廷大臣尚能参与宫廷内部的事务，而近三十年来，朝臣们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解宫廷内部的情况。皇帝废立之事，只要是李唐子孙，内宫已有定论，朝臣即俯首默认，小心侍奉，还有什么是非可以讨论呢？”于是，众宰相纷纷签字了事。就这样，郓王李漼得到了他一生最大的天赐，顺利登基称帝，次年（860）改元咸通，是为懿宗。

　　帝国全方位的混乱

　　在懿宗即位前后的那几年，整个唐王朝笼罩在不祥的氛围之中，任性的懿宗呆在静谧的深宫里，根本体会不到全国各地的混乱状况。
　　江东。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即懿宗即位的前两年，宣州发生了康全泰为首的起义。在这之前，暴动已经逐渐遍及整个长江流域，零星分散的反抗斗争逐渐汇成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北方遭到巨大破坏，尤其是河北藩镇的割据，使得南方，特别是江南，成为唐朝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长江流域也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安定的地区，但现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里成了随时可以爆炸的火药桶。康全泰的起义还只是个前奏，到懿宗即位前一年的大中十三年（859），规模更大的裘甫起义在浙东地区爆发。这一次起义的地域更加接近财政供给的核心地区——太湖流域。这样，懿宗所接手的唐王朝实际上正在经历一个地方统治全面失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贯穿了整个懿宗统治时期，直到僖宗时黄巢起义，地方上全面崩溃为止。
　　长江流域失控的原因是复杂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的转折点。此后宦官、藩镇包括中央的财政危机都愈演愈烈。王朝为了自我挽救，在德宗、顺宗、宪宗时代都作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这一切又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唐朝中期的两税法改革，一年两次征收赋税，废除其他各种名目，但是两税法本身是量出制入，以中央的税收需要作为征收标准，这就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正式赋税是按照货币计算的，而此后的唐朝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通货紧缩期，导致了农民的实际负担在后来增加了三四倍。德宗和宪宗时代为了打击藩镇势力，曾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消耗使得朝廷要在财政上想更多的办法。
　　先是对盐的专卖，随后又是对茶、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专卖。朝廷又允许地方官员以“进献”为名在固定的节日向皇帝的内藏库进贡。这等于在鼓励地方官员非法征税，也加速了他们的腐化。一种临时的财源时间一久，就会再也离不开，此后的朝廷把这当作一笔固定的收入。有的官员甚至日日进献，又成为一大弊政。后来的武宗灭佛也被视为出于财政的不足而去没收寺院的财产，宣宗改变了武宗的政策，又命令在一些主要城市重建寺院。一灭一建，都是在白白消耗民力。
　　朝廷愈来愈严重的苛政使得大批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离开自己的土地，甘愿成为地主的佃户。朝廷的财政就愈发困难，但是收入又不能减少，就干脆采取“摊派”或“均摊”，即让每个逃亡农民的赋税负担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从而引起更大的逃亡。恶性循环就这样形成，农民除了反抗别无他法。
　　咸通元年（860），裘甫的势力迅速发展，达到三万多人。地方征讨不力，朝廷准备派名将王式出马。三月，懿宗召见王式，问他讨贼的方略。王式说：“只要有足够的兵，就能剿灭叛匪。”有宦官在旁边说：“如若发兵，耗费将非常巨大。”王式说：“士兵够多，叛匪就能迅速镇压，反而省钱。如果兵少，不能够及时剿灭，等他们势力张大，江淮群匪就会蜂拥而起。国家财政全仰仗江淮，如果江淮被阻断，则整个朝廷都将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懿宗表示同意，让宦官给他调军队，封他为浙东观察使。王式的看法是深刻的，讲出了当时的形势和朝廷的困境。王式深知起义是饥荒所致，在镇压过程中注意及时地开仓济民，渐渐收回了部分民心。王式像承诺的那样，只用六个月就把裘甫送往京师处死。但是裘甫起义不仅仅是一次农民反抗官府的斗争，在起义队伍中包涵了各个阶层。其中，受过教育的中上层出谋划策，力图实现地方上的独立。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反映了整个东南地区的离心倾向，标志着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有人对唐王朝彻底丧失信心。他们在感到纯粹地反抗无济于事之后，建立一个新王朝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西南。在东南地区出现问题的同时，西南部也开始有了隐患。大中十三年（859）宣宗驾崩时，朝廷派使者告知南诏。而当时南诏也刚刚经历国丧，酋龙刚即位为新的国王。酋龙恼怒地说：“我们国家也有大丧，朝廷怎么不派人来吊祭！”就把使者安排在外馆，很不礼遇。等使者回到京师汇报情况后，懿宗大怒。他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和其姓名接近玄宗李隆基的罪名，不对酋龙进行册封。酋龙一怒之下干脆自称皇帝，定国号为大礼，并且立刻兴兵进攻唐朝。没想到，懿宗轻率的举动一下子导致了牵动整个西南的大规模战争。
　　当时，王式还在安南，打退了南诏对交州（今越南河内）的进攻。但是，在王式被调到浙东镇压裘甫之后，交州又很快失陷，随后双方围绕交州展开了长时间的争夺。安南地区虽然是唐朝的领土，但过于边远，戍守的军队不是很多，唐朝不得不从极为遥远的地方征发军队而去。那里又炎热潮湿，士兵都不适应，战斗力很差，长途的运输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一直到咸通七年（866）高骈到安南主持军务，唐朝才稳定住局势。此后，南诏还试图向四川进攻，战争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江淮。与南诏的战争持续了十多年，而另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又因此而触发。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花费都需要内地经常派兵增援和补充大量物资，这对已经不堪重负的内地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原来的灵渠已经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一部分物资还要通过海道运输，负担的地区甚至超出了江淮地区，扩展到了更为贫困的河南地区。民心、军心都越来越涣散。派往南方的戍军又屡屡发生兵变。
　　到了咸通九年（868），与南诏的主要冲突结束了两年之后，兵变终于发展成了大的起义。来自武宁的军队本应在桂州戍守满三年之后返回北方，但是承诺连续两次没有兑现。他们从咸通三年（862），就开始戍守，已经六年了。朝廷以发兵返乡的资金没有到位为理由，要求他们再戍守一年。士兵们发怒了，八百名士兵在庞勋的率领下哗变，自己返回北方。朝廷曾派使臣前去抚慰，但是庞勋和另一位将领对众人说：“我们擅自回家，只是因为想念家乡的妻子儿女。现在朝廷秘密来抚慰我们，但我们一旦放下武器，就一定会被族诛。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被天下所笑，还不如一起戮力同心，赴汤蹈火，才能最终摆脱灾祸，甚至取得富贵。”众人高声欢呼，下定决心前进。庞勋的队伍一路往北，从西南赶到江淮，队伍越来越庞大。北到山东，南到淮南，烽烟遍及。到咸通十年（869）九月，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唐王朝为了镇压起义，还借助了鞑靼、契丹和沙陀人的力量，外族军队甚至起到了主要作用，尤其是沙陀的朱邪赤心。而这也就开始了沙陀人后来对中原事务的长期干涉。对唐王朝来说，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规模更大的黄巢起义还在后面。

　　昏败的朝政

　　地方上的动荡不安，丝毫没有能够促使懿宗励精图治。在他统治下，朝政仍然是一派昏败。
　　懿宗的古怪，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他并不懂政治，在大多数时候像个孩子一样任性，然而这种性格配以皇帝的极端权力，就会表现为专横残暴。懿宗一朝，朝臣中没有出什么著名的贤明大臣，倒有个坏得出名的宰相。而且，此人正是懿宗亲自提拔上来的。
　　从咸通五年（864）开始，懿宗开始信任韦保衡。在他的干涉下，韦保衡中了进士。此后又不断提拔他。韦保衡，字蕴用，京兆人，韦家虽然不是根深蒂固的阀阅之家，却也称得上书香门第。
　　要详说韦保衡，就不得不提郭淑妃和同昌公主。懿宗宠爱郭淑妃，并不是因为郭淑妃长得漂亮，而是因为懿宗过着被冷落的皇子的生活时，并非出自名门大家的郭氏一直陪伴着他。懿宗和郭氏在郓王府生有一个女儿，长到几岁仍不会说话。忽然有一天，这女孩开口说出了她平生的第一句话：“这回可活了！”夫妇二人在惊异之余，对这个孩子百般宠爱。懿宗即位后，封她为同昌公主。五年之后，他把同昌公主嫁给了时任右拾遗的韦保衡。他倾尽宫中的所有珍宝作为嫁妆，在长安城专门为公主夫妇置了豪宅，连窗户上都镶上各种各样的珠宝。
　　韦保衡一时富贵难敌，同时他也开始发展自己的政治集团。婚后，他被封驸马都尉，加官起居郎。不到一年，懿宗升他为宰相。以驸马身份来出任宰相是没有先例的，一时为人侧目。他首先同郭淑妃勾结。同昌公主婚后一直身体不好，而懿宗虽宠郭淑妃，但在即位后，对后宫其他女子也流连忘返。韦保衡可以驸马身份出入宫廷，就和郭淑妃私通。
　　婚后仅一年，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同昌公主不幸病死。懿宗悲痛不已，为了发泄，杀死了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多人，并把他们的亲戚三百余人全部抓到长安城的监狱。另一位宰相刘瞻召集谏官们上书劝阻懿宗，谏官们谁也不敢。刘瞻只好亲自上书说：“人的寿命总有长短。公主病重的时候，韩宗劭等已经十分用心，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是福祸难移，这样的结果令人悲哀也让人无奈。现在把他们的家属老幼三百余口人全部下狱，人心不安。恐怕也会让陛下有残暴的恶名。希望陛下能够重新考虑，放了他们。”懿宗看后十分不满。等刘瞻和另一大臣再次向他当面陈说的时候，懿宗咆哮着把他们赶出大殿，当即免除了刘瞻的宰相职位。韦保衡落井下石，编造了刘瞻与医官投药毒死同昌公主的罪名。刘瞻连遭数贬，最后被贬为驩州司户。京兆尹温璋也因懿宗用法太苛而上疏劝谏，被懿宗痛斥，出贬为振州刺史。温璋仰天长叹道：“我生不逢时，死又何惜！”对懿宗的残暴无道彻底绝望，回到家服药自杀。懿宗知道后却说：“温璋如果没干坏事怎么会自杀？如今他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他的尸体要在城郊放置三天示众，不许家人收葬，给那些心怀奸邪的人以警告！”
　　第二年正月，公主下葬，懿宗残酷地要求她的奶妈陪葬。陪葬的物品更是惊人的丰厚，韦家的人从公主火化后的灰烬中取出许多的宝物。而懿宗和淑妃因为过于思念公主，让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声音凄婉悲惨，懿宗亲自填词，令百官唱和。懿宗又把宫里所有的珍宝拿出来，戴在宫女的身上让她们跳舞。等跳完舞，掉下来的珠宝覆盖了地毯。
　　尽管韦保衡只当了不到二年的驸马都尉，却由于有懿宗和郭淑妃的恩宠，又经过一番党同伐异的苦心经营，在朝廷中的地位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牢固。同昌公主死后，韦保衡与郭淑妃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又加上郭淑妃的弟弟内作使郭敬述，他们经常在宫中聚会宴饮，策划阴谋，垄断朝廷权力，满朝文武对他们痛恨至深，国子司业韦殷裕率先发难。他上疏揭发郭敬述在郭淑妃的支持下所干的许多坏事，韦殷裕的上疏不仅触犯了以韦保衡、郭淑妃为首的小集团，也使懿宗为之龙颜大怒。于是，以惩办韦殷裕为契机，开始了唐末政治史上官僚之间的残酷倾轧。韦殷裕被杀，一大批官员受到牵连，宣宗的驸马、曾任宰相的于琮被贬，甚至差点被暗杀。
　　韦保衡对韦殷裕、于琮等人的打击迫害，背景比较复杂。韦殷裕仅仅因为一纸上疏就被懿宗下令杖死，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另外，惩罚韦殷裕的理由，有的书里说是因为他策划另立太子。同时，韦保衡对驸马于琮的一贬再贬，甚至派刺客去谋杀他，也很不寻常。于琮的妻子是懿宗的妹妹广德公主，从这种贵戚加宰相的尊崇地位，或许容易使人联想到背后更复杂的矛盾斗争。而且，韦保衡敢于如此排斥和迫害这么多包括贵戚在内的朝廷命官，应该是得到懿宗的支持的。
　　正是在懿宗的纵容下，韦保衡等人把整个朝廷都搞地乌烟瘴气。

　　奢侈的生活和佞佛

　　懿宗爱好音乐和宴游，对音乐尤其有着一定造诣，刚才就曾提到，他曾亲自为同昌公主的挽歌填词。懿宗在听音乐和观看乐人表演时，总是不知疲倦，可以夜以继日。乐工李可及因为擅谱新曲，最受懿宗的宠信。懿宗甚至任他为左威卫将军，全然不顾唐太宗定下的不许工商杂流任官的规矩。
　　懿宗对音乐和观赏表演乐此不疲，宫里的乐工和演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因为受到懿宗的恩宠，每次表演都可以得到大量赏赐，他们生活极其优越。其中的一些人，依仗皇帝宠信，和朝臣、宦官暗中交通，卖弄威权，横行不法。据说有一次，乐工在殿堂喧哗，懿宗派都知前去制止，却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个都知，懿宗连自己封了多少乐工为官都不知道了。
　　音乐表演又与宴饮相伴，懿宗每个月举行的大型宴会不下十余次。他又经常参观长安的园林，每次去都带着皇子和数万人的队伍，靡费难以计数。懿宗的游幸，往往一旦决定就要立刻出行，不能耽搁。所以，官员们索性把随皇帝游幸的乐工、优人及饮食、器具全都准备好，随时待命。
　　一开始，还有许多大臣上书劝懿宗多多考虑国家现在面临的困难，节制自己的生活。但懿宗从不以为意，大臣们对他彻底绝望，后来的上书也就少了。
　　懿宗崇尚佛教，比起他的父亲宣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咸通三年（862），他就在城中的寺庙替人剃度，又在宫内筑坛，在禁中设讲席，亲自拿着法器唱经。城中的大小寺庙更是跑遍了，而且赏赐颇丰。最过分的一次是在他临死前。咸通十四年（873）春，病中的懿宗遣使往法门寺迎佛骨，当时群臣来规劝者很多。懿宗却说：“我这一生能见一次佛骨，死而无憾。”迎佛骨仪式曾被韩愈所斥责，在当时已很长时间没有举办。而懿宗举办的迎佛骨的仪式，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了以往，从京师到法门寺，三百里内车马不绝。佛骨到达京师的时候，以禁军为仪仗，绵延数十里，到处是音乐和佛烛的海洋，城中的富豪都竞相炫耀奢靡。懿宗在安福门膜拜，感动流涕。佛骨迎入禁中，朝廷官员又施舍了大量财物。有人认为，懿宗大肆迎佛骨，也是一种重病中绝望的表现。果然，到了七月懿宗就驾崩。
　　正当懿宗拒谏佞佛、韦保衡专权恣肆之时，由宦官拥立新皇帝的阴谋已经策划完毕。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暗中勾结起来，以他们指挥的禁军为后盾，在朝廷和皇宫中安插心腹，广布耳目，随时掌握皇帝和文武百官的动向。懿宗生有八个儿子，但因为懿宗宠爱郭淑妃，而这八个儿子又都不是郭淑妃所生，所以一直没有册立皇太子。八个儿子只有长幼之别而无嫡庶之分。
　　咸通十四年（873）七月，病情越发严重的懿宗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安排自己的后事，但他所住的咸宁殿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宰相与朝臣们已再也见不到皇帝。刘行深、韩文约等懿宗处于弥留之际的时候，矫诏立普王李俨为皇太子，并代皇帝临时处理朝廷政事。这时李俨只有十二岁，又一个宦官拥立幼子登基、控制皇帝的事件重演了。为了确保李俨的皇位，刘行深、韩文约还杀死了李俨的兄长们。两天以后，懿宗在咸宁宫病死，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懿宗是倒霉的，但也是幸运的，至少他还可以在宫里善终，而后来的僖宗和昭宗，则分别经历了流亡和傀儡生涯，受尽屈辱而死。懿宗朝荒唐的统治结束后，唐朝的灭亡已成定局。历史开始重新整合，渐渐走向另一个时代。

十九、大唐二十帝之僖宗李儇（862～888）

　　僖宗名李儇，懿宗咸通三年（862）五月八日生于长安东内，初名俨，懿宗第五子，母王氏，初封普王。懿宗十四年（873）七月十八日，立为皇太子。就在当天懿宗驾崩，僖宗即皇帝位于懿宗柩前，当时只有12岁。
　　唐懿宗一生昏聩无能，仅在立太子问题上较为明智。在唐朝后期，皇帝的确立完全决定在掌握生杀大权的宦官手中，即使是老皇帝册立了太子，立下遗诏也无济于事。因此，懿宗始终没有确立哪位皇子为太子，这使宫廷斗争趋于平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的皇子。懿宗病危当天，当时实力最大的两位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开始了他们拥立新君的行动。左右神策军是京城主要武装力量，负责守卫宫城。自宪宗以后，每次的宫廷政变都是由神策军领导的，因此可说，宫廷政变的成功与否就看左右神策军统帅的态度。刘行深和韩文约考察了唐懿宗的几个儿子，发现普王李年龄较小、声望不大，立这样的人做皇帝容易控制。因此李儇被立为太子、即位仅用了一天，没有发生任何政变，可以说是和平登基。
　　古代皇帝登基总与一些神异现象有关，僖宗也不例外。《太平广记》记载，咸通十二年，两个疯疯癫癫的尼姑来到泗洲普光寺，大喊着：“再过两年，国有大乱，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围观的僧尼大惊，要抓两个疯尼姑到官府治罪，却见这两个尼姑登上高塔毫不犹豫跳下来。其中一个当场毙命，另一个负伤后被官府杖杀。果然过了两年后，原封普王的僖宗即位，正好应了普光寺的普字。

　　玩乐无度不思国事

　　僖宗长于深宫，不谙世事，朝政大事完全交与宦官田令孜。田令孜是当时有名的大宦官，懿宗时为小马坊使，由于与僖宗关系密切很快就排挤了有拥立之功的刘行深和韩文约，成为左神策军中尉，成为当时权力最大的宦官（在后文中对田令孜身份有较详细的交代）。他为了长久的控制皇帝，专门给皇帝灌输一些奢侈腐化的思想，使小皇帝远离大臣与朝政。在太监教唆下，小皇帝整日吃喝玩乐、斗鹅走马，政事则懵然不懂。唐僖宗对玩乐极有天分、心机百出，据《补录记传》记载：“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晓棋。一夕，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一次，他到六王院与诸王赌鹅，一只鹅的赌注就是五十万钱。小皇帝把心思完全用在玩耍上，史书上罗列了一大堆僖宗精通的技艺：骑术、箭法、击剑、舞槊、法算、音律、蒲博、蹴鞠、斗鸡。比如说，蹴鞠是唐僖宗的拿手好戏，他曾对优人石野猪说：“朕若是去考击球进士，肯定能考上状元。”石野猪是僖宗身边的红人，不怕小皇帝生气，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若遇到尧舜做礼部侍郎（当时主持科举考试的是礼部侍郎），恐怕陛下不免被黜放。”话语中带有讥诮讽刺之意，小皇帝听了一笑，丝毫不以为意，也不以此为戒。僖宗在太监们的带领下，整日声色犬马、游戏政治，太监们也极力搜刮财货来供应宫廷的挥霍，小皇帝身边是铜山金穴、锦丛绣海。高大的宫墙，遮住了一个童稚天子的眼光，他看不见他的子民已经沦落到满身褴褛、求告无门的境地了。

　　聚敛钱财不择手段

　　唐僖宗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肆挥霍是自己的权力，经常重赏自己喜欢的人人，单说赏赐伶人、妓女的钱物，都是动辄逾万。原本虚弱的国库哪里经得起这样折腾，两三年就被挥霍一空了。但是皇帝依然我行我素，可钱从哪里来呢？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负责财政，想尽各种办法筹措钱粮。当时连年的大旱、蝗灾，关东大地饿殍载道，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国家处于一种半崩溃的边缘。杨严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困境，哪里有余钱供皇帝挥霍！杨严东挪西凑、挖肉补疮，为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杨严以政府的名义向富人借贷钱粮；借贷不足又卖中等官爵的空头告身。皇帝和宦官们不管民生疾苦，依然催着杨严进奉财物。杨严在内忧外患面前无能为力，连续上了三次辞呈，恳请告老还乡。唐僖宗环顾满朝大臣，哪个在理财方面也比不过杨严，所以不管杨严怎么请求，就是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唐僖宗自作聪明筹集钱财，下诏命令内园小儿登记京城两市商人的货物，不管是华人还是外商，一律收缴，充实宫库。两市是京城中两大贸易区，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集聚。东市华商较多，西市多为中亚、波斯、大食商人所居。唐僖宗无法压制自己的奢侈欲望，也就不去考虑什么后果了，下诏立即执行。执行时有宦官在现场监视，商人稍有不满就被捆起来，送到京兆府乱棍打死。直到黄巢大军快打到长安了，唐僖宗还在打着主意敛钱，富户和定居在长安的胡商也被纳入了搜刮之列，但是这次行动并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唐僖宗下敕，借一半，实际上是有借无还。这时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将高骈从前线发回奏章，奏称：“天下盗贼蜂起，都是因为饥寒交迫造成的。只有富户、胡商未反。”言外之意，是在提醒皇帝，难道你连这些人也想逼反吗？唐僖宗这才收敛了一点。

　　听任宦官游戏政治

　　广明元年（880）三月，田令孜推荐心腹陈敬瑄、杨师力、牛勖、罗元臬镇守三川。唐中叶后，称剑南东、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自唐开国以来，镇守西川者皆威望素重的国家重臣。如今田令孜让自己的亲信做这么重要的官职，昏庸的僖宗并无异议，而且异想天开地把加官仪式搞成一场游戏，让四人进行一场蹴鞠比赛，谁进球多，西川节度使就由谁来做。比赛那天，左神策军把赏格悬挂在球门上，唐僖宗兴致很高，纵马驰进球场，端坐御座。一个神策军军官宣布今天比赛的奖品就是西川节度使。可是，四个人都很明白，西川节度使的人选早就被田令孜选好了，大家赌这场比赛，只是做做样子，博得皇上一笑而已。果然按照田令孜谋划的那样，他的干儿子陈敬瑄夺得第一，出任西川节度使，杨师立、牛勖分别出任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虽说人选早由田令孜内定，但僖宗竟然乐于接受这一荒谬的任命地方大员的方式，这不能不成为历史笑谈。

　　欺主弄权的宦官田令孜

　　田令孜是唐朝权力最大的太监之一。他本姓陈，字仲则，入宫后认一个田姓太监为父，从此改换门庭依靠家族的力量一步一步往上爬。他深知没有学问，便在宫廷里没有什么前途，因此博览群书，颇有文采，再加上他的机智过人，很受当权者重用。到懿宗驾崩时，他已做到小马坊使，跻身于权宦之列了。田令孜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他看准了普王可能成为天子，当僖宗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时便成了他政治阴谋压注的宝。他时刻不离普王半步，曲意奉承，饥则亲手调食，寒则亲手加衣，日则形影不离，夜则鼻息相闻。时间不长，普王已离不开这位善解人意的太监了，亲昵地称呼田令孜为“阿父”，所以僖宗一即位就提拔田令孜为枢密使。紧接着田令孜借着与皇帝的亲近关系，运用各种手段排挤掉了有拥立之功的两位神策军统帅刘行深和韩文约，自己当上了左神策军中尉，还安排了较易于自己控制的人做了右神策军中尉。就这样，田令孜控制了小皇帝身边的所有力量。
　　但是田令孜心里很明白，随着小皇帝的年龄和见识的增长，迟早会厌恶他，所以就使用宫廷里代代相传的迷龙术来使小皇帝一辈子受自己控制，田令孜的迷龙术是他的老前辈大太监仇士良传授的。大体意思是：要想讨得天子欢心，谋得高位，就一定要让天子整日沉浸在享乐之中。尽量不让他浏览群书、接见儒臣，看书则智虑深远，见外臣则纳谏勤政，玩乐嗜好缩小了，游览巡幸也就少了，这样我们的作用也就变小了，权势自然也就减小了。为了我们一生的荣华富贵，莫过于大力搜刮财货，广为寻觅鹰马，以天下最好玩的东西讨好皇上，让皇帝把所有时间全部放在打球、歌舞、美女上，让皇帝整天在温柔富贵乡里乐不思返，天子自然远离朝政，朝廷大权自然就落在我们的手中了。
　　就这样田令孜赢得了僖宗的完全支持和信任，对他的话言听计从。随着田令孜权力的增长，在他眼中，小皇帝只不过是一个空头摆设而已。田令孜与皇帝见面，只是说说前代宫廷的趣闻轶事，谈谈外朝百官的怪事丑闻，聊聊各地的景色风光，至于政事则是从不谈的。他说：“圣人正是年轻，不宜为小事多耗精力，交给老奴办就行了。”小皇帝乐得轻闲，就被彻底迷住了，田令孜在朝廷内外呼风唤雨、说一不二。
　　田令孜为了满足自己私欲，公然卖官鬻爵，而且明码标价。无论什么人，想当宰相、节度使、刺史等高级官职，只要有渠道找到田令孜就可以一步登天。他任命官员根本不必告知僖宗，也不必等例行公事的诏敕。通过田令孜当上宰相、节度使的人不计其数，而这些人更是形形色色，其中有“城南韦杜、去天五尺”的大族宰相韦昭度、原是卖麦饼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等。更有些人的经历非常有趣，李德权就是其中之一，他由于父亲是田令孜的亲信，二十多岁就跟随在田令孜的身边，深受田令孜的喜欢，文武百官多走李德权的门路来巴结田令孜。数年之间，李德权受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等到田令孜失势，李德权也就成了丧家狗，一无所有，沿途乞讨为生。后来一个李姓喂马老兵认他做干侄。老兵死后，李德权没有别的出路，冒认老兵为父，继承了老兵喂马的工作，知道内情的人都叫他“看马李仆射”。可见靠田令孜当官完全在于关系与金钱，能力大小根本不是问题。

　　昏庸皇帝的两次出逃

　　僖宗之前的宣宗、懿宗二朝，就已有天下大乱的迹象，僖宗在田令孜等人的蒙蔽下，不思改革，整天悠悠然享受极度奢华的生活，对百姓进行涸泽而渔的压榨，使得种粮者瓜菜裹腹、晒盐者常年淡食、织布者衣不蔽体、盖屋者居无片瓦，终于引发了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大起义。王仙芝目光短浅，一直想着唐朝政府的招安，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失败，整个起义军就由黄巢接手领导。
　　黄巢本是一介书生，博览经书、学富五车，一心想考取功名，但是由于唐朝自上而下的营私舞弊，他连续考了十余年，每次都是名落孙山。经过多次的挫折，黄巢明白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孤寒难进，就愤而题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自此他弃文从武，组织武装，贩卖私盐，成了官府四处缉捕的私盐贩子。后来黄巢追随王仙芝竖起了起义大旗，四处贫民争先依附，几个月间就众至数万。王仙芝死后，黄巢领导这支起义军，他看到唐朝北方军镇众多，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果断采取措施避实就虚，向兵备空虚的南方发展，开始了以培养实力为目标的灵活转战，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广州。黄巢也曾经向唐朝发出过求和的信号，希望保持现状，彼此相安。但是朝臣们看不清形势，认为广州是各国商旅聚集之地，宝货山积，不允许黄巢长期占领广州，拒不答应黄巢的条件，乾符六年（880）九月，黄巢挥师北上，与唐王朝进行决战。面对危机，僖宗不能审时度势、选材任能，宰相王铎不切实估计自己的能力主动请战，唐僖宗不假思索，一口答应。
　　王铎带了一大群艳丽的姬妾到前线督战，却把正房夫人留在京里。正房夫人打翻了醋坛子，带着几个婢女来到前线问罪。王铎急得手足无措，对幕僚们说：“你们看看，黄巢北上，夫人这时又南下，这可如何是好？”一个幕僚打趣地说：“夫人太厉害，大人不如投降黄巢，避避风头。”引得哄堂大笑。这样的带兵主帅怎能打得好仗！很快王铎的防线就被黄巢突破，紧接着黄巢败高骈、入潼关，一路势如破竹，宦官带领的禁军平时吃喝玩乐、疏于训练，哪是黄巢农民军的对手，起义军一路斩关夺寨很快杀到长安城下。
　　得到黄巢兵临城下的消息后，百官四处逃窜。田令孜闻讯，来不及召集人马和文武百官，只带着五百神策军保护着僖宗步行出了长安西门，随行的只有福、穆、泽、寿四王及几个妃子。当日下午，农民军前锋入长安，很多朝廷大员并没有来得及走，宰相卢携饮药自尽，黄巢将卢携的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碎尸示众，崔沆等大批高官被杀掉，真是 “满街踏尽公卿骨”，其惨象是可想而知的。
　　唐僖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遇到十几个唐朝骑兵，他们大喊：“黄巢本来是给皇帝清除奸臣的，现在皇帝西迁，关中父老还有什么指望！希望陛下快些回长安。”田令孜急忙命令侍卫将那些兵士杀死，夺得几匹马，让僖宗、后妃和几个权宦骑上，其余的都是步行，连福、穆、泽、寿四王也不例外。僖宗一行拼命逃窜，但是他们从小都生长深宫，平时出门不舆即马，路上累得要死，跑得并不快，尤其是福、穆、泽、寿四王，更是狼狈不堪，在小太监的扶掖下，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田令孜在一边监督，看到哪个兵士或宦官的脚步稍微慢下来，他就冲过去一阵毒打。寿王李杰实在太累了，在一块大石头上躺下来，田令孜喝令李杰追上大队，李杰哀求道：“脚疼痛难忍，请军使为我找匹马吧！”田令孜挥手一鞭打在李杰的背上，喝道：“这深山老林里，哪里来的马，快走！”李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在小太监的扶掖下，跌跌撞撞地朝前走。这是田令孜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寿王就是以后的昭宗，他一即位就把田令孜满门抄斩了。
　　此时黄巢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抓住最好的机会派兵追赶僖宗君臣。十二月十三日，唐僖宗到达兴元，下令全国兵马勤王收复京城，很快黄巢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小地盘，外无援兵，里无粮草，处于被动。但是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来，中央开支巨大，兴元位置偏僻，钱粮储备较少，僖宗朝臣也出现了困难。田令孜趁机劝说僖宗到成都避难，以期更好地控制僖宗，因为四川是田令孜苦心经营的心腹之地，当时的节度使就是陈敬瑄（前文讲到的靠打球赢得的节度使）。僖宗正为艰苦发愁，听说四川物产丰富，就满口答应。历尽千辛万苦，僖宗一行人到了成都，总算有了一个落脚地。
　　经历了如此的变故，僖宗还是不知悔悟，不听取任何大臣的建议，依然完全信任田令孜，任由他胡作非为。田令孜把各地进贡来的财物分给随他入川的军队，而对真正护卫僖宗的四川军队却没有分毫的赏赐，这使得四川军队极大不满，一位叫迁能的官员聚众起兵，不到一个月部众就达到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地区，占据了当地的城镇。陈敬瑄赶紧派兵镇压，直到882年十一月才被镇压下去。这对僖宗的统治有非常恶劣的影响，各地领兵大将们看到皇帝昏庸无道，自己没有必要为皇帝卖命，就各打自己的小算盘，开始经营自治领地。
　　黄巢军队进入长安后，陶醉于城市的繁盛，在长安大肆掠夺，失去了广大百姓的支持，很快由胜利转为失败，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朱温投降唐朝，成为镇压农民军的主力。僖宗依靠王重荣、李克用、朱温和宦官杨复光等人的努力消灭了黄巢，终于回到了已经残破不堪的长安。
　　这时，僖宗君臣首先得面对如何解决中央财政来源的问题。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又成长壮大了一批节度使，加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朝廷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小，国库收入只有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的租税。可是僖宗和田令孜等人不思改革，依然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田令孜看中了河中解县、安邑两大盐池。盐税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收入，如果能控制两大盐池，中央就能解决很大一部分财政问题。可是这两大盐池均在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治下，是他的心腹之地，绝对不会出让的。在田令孜派出使臣说服无效的情况下，他挑拨王处存、李克用与王重荣的矛盾（王、李二人都是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成长壮大的节度使，势力较大）。可是他们二人看透了田令孜的手段，没有上田令孜的当，与王重荣刀兵相见。田令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准备使用武力强行夺取。这时僖宗仔细考虑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同意中央出兵。但是田令孜一意孤行，冒然矫诏发兵，派朱玫和李昌符组织一支三万人的军队攻打王重荣，李克用与王重荣联合与中央作战。光启元年（885）十二月十三日，两军决战，朱玫、李昌符大败，李克用趁机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田令孜得到消息，连夜带着唐僖宗西奔凤翔。长安又遭到了王、李军队的一次大洗劫，此时的李克用与王重荣认为唐僖宗还有保留的必要，联名上表要求清君侧，诛杀田令孜，表明自己没有造反之心，僖宗对田令孜的专权已有所觉察，打算重新起用与王、李二人关系密切的杨复恭为枢密使，因此，断然拒绝了田令孜再次逃往成都的要求。田令孜觉得势头不对，决定冒险劫持僖宗到成都。
　　当天夜里，田令孜引着义子王建等人闯进行宫，谎称有外兵犯驾，劫持僖宗连夜向宝鸡奔去。这次出逃十分秘密，朝廷百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们看到僖宗又一次逃走，对皇帝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几乎没有人追随僖宗，而是静观其变，有的甚至依附于逼走皇帝的王重荣。僖宗到了宝鸡，得知真相后十分生气，再也不向西走。就在这时，朱玫和李昌符见田令孜并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制止王、李的军队，很后悔当时错料形势，成了田令孜的工具，又怕王重荣、李克用复仇，因此转而和王、李和好。朝中的高级官吏更不想让皇帝再次离开关中，他们也与朱玫和李昌符联合，打算把僖宗抢回来。得知消息后，僖宗不辨情况，非常害怕，赶紧安排好断后军队离开宝鸡。为了更快的逃离，僖宗和田令孜选择了连云道，这是通往秦岭的最险峻的道路之一，它全程430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悬崖绝壁旁的木栈桥，桥下是咆哮的急流。田令孜得知已有几支小分队抄路赶到前边正在放火烧阁道后，十分害怕，命令神策军将领王建为清道斩斫使，率五百精兵，手执长柄大刀开道，杀死行动迟缓的军民，清理道路。有了这样一群清道夫，僖宗才加快了脚步。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也协助朱玫等人拦截皇帝的去路，他堵塞了通过山脉的主要关口，焚烧了皇帝可能安歇的驿站，迫使唐僖宗和卫士们不得不选择很少有人走的道路通过山脉。这一群人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达兴元，僖宗此时已经看透田令孜打算把他劫持到四川的阴谋，不管田令孜使用什么手段也不动身西走。可是僖宗也不能退回长安，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僖宗身边的所有大臣均把矛头对准了田令孜，田令孜无奈，被迫交出权力，到四川当监军去了。田令孜的势力到此时才被削弱，后来唐昭宗（在唐僖宗第一次逃亡时，被田令孜用鞭子抽打的寿王李杰）继位后为报前仇，派遣西川节度使王建彻底消灭了田令孜。

　　经验不足无力回天

　　经过两次生死逃亡、颠沛流离，僖宗逐渐认清了形势，企图振作起来，重整朝纲。看到朝廷大臣几乎没有追随过来，僖宗感到势单力孤，试图临时拼凑一个流亡政府。他指定随他逃亡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是僖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但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政府的架构，而是粮食问题。汉中盆地人口稀少，没有什么出产，为了解决供需问题，僖宗主动与王重荣联系，任命他为接应粮料使，并且命令他紧急运送十五万斛谷物到兴元。这道命令一方面表明了当时朝廷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另一方面表明僖宗已基本摆脱了田令孜的控制。王重荣抓住这一时机，再次要求田令孜。而此时朱玫打算废黜僖宗，拥立另一位皇室子弟，这一行动得到了大多数节度使的支持，新政权的组织在紧锣密鼓之中。但此后的两件事使这一进程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是田令孜自动放弃在流亡朝廷中的位置大大缓和了局势，新任命的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放逐了田令孜的所有党羽；二是朱玫和他的盟友李昌符分裂，李昌符觉察到朱玫企图垄断权力对自己是一种威胁，便开始与流亡朝廷谈判，要求授以高级官职。顷刻之间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李克用、王重荣等人也见风使舵，都与僖宗妥协，把矛头对准了朱玫。杨复恭传檄各地，号召勤王，很快朱玫就被镇压下去了。获胜的士兵随即放肆起来，在长安到处抢劫和屠杀，长安又一次遭到洗劫。
　　僖宗就这样被此起彼伏的军阀操纵着，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凤翔，但并没有马上进驻长安，因为长安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处于无政府状态，必需加以长时间的修复。皇帝处于新近倒戈的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的“保护”下，李昌符企图得到更大的权力，与想要振作的僖宗产生了矛盾。光启四年（887）六月，李昌符的士兵与皇帝的军队交战，李昌符袭击并企图焚烧皇帝的“行宫”。在凤翔的街道上，又是一场恶战，李昌符遭到失败，被赶出凤翔，两个月后被杀。这次讨伐的领导者前神策军军官李茂贞，当上了凤翔节度使。僖宗经受不住长期流亡的生活，染上了重病，太医们竭尽全力才稳定住病情，此时长安的修葺也即将竣工，僖宗和大臣们开始考虑还京的安排了。二月七日，唐僖宗病发，渐渐不支，还京日程被迫提前。二月十四日，僖宗一行自凤翔启程，经过七天的奔波，二十一日重返长安，二十二日大赦天下，改元文德。文德元年三月二日，僖宗再次发病，六日驾崩于武德殿，终年二十七岁。这就是僖宗短暂的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又经历了太多挫折，昏聩多半生，当他想进行一些改革的时候，已不能扭转日趋恶化的形势。僖宗被人操纵了一生，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中保存了自己，没有像以后的昭宗、哀宗那样被人杀死。
　　僖宗的统治时期，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代，此时唐朝的每一个地区都逐步走向割据的道路。为了镇压黄巢起义，880年以后尽管在关中、京畿地区出现短暂联合，但是各地节度使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集聚了力量，独立性增强。因此，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在你争我夺中凸现出几个更大范围的割据势力，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人，他们在各自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形成一个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朝廷根本无法控制。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在唐朝及其以前的秦汉等朝代里，关中地区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有了僖宗一朝的混乱，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程度，同时也正是朱温、李可用等人灭亡了唐朝，重建了国家。所以说，是僖宗一朝的动乱为唐朝找好了掘墓人。

二十、大唐二十帝之昭宗李晔（867～904）

　　昭宗是唐朝末期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历史上受到人们的好评，这在历代亡国之君身上并不多见。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像殷纣王、秦二世、隋炀帝那样，大多恶名昭著、遗臭万年。这些亡国之君的恶名，一是自身确实有问题，但很大一部分是新王朝为了美化自己，显示自己是顺应天命人愿之举。唐昭宗虽然不是唐朝最后一个皇帝，但是唐朝确实葬送于唐昭宗之手，可是唐昭宗在历史上的名声却很好，被称为唐室贤主，史称“其志在恢复旧业，号令天下，观其作为，信为不诬，而惜乎其时而不可为也”。
　　昭宗是一个想要有作为的君主，希望能够振兴唐室，不甘作亡国之君。但是，当他即位之后，面临的却是一堆烂摊子：宦官专政，藩镇割据，外面各地农民起义、节度使相互征伐之事连连不断，内部政治斗争、争权夺利的现象层出不穷。

　　初御天下，雄心勃勃

　　僖宗有两个儿子，当他死时还都是幼童。乱世期长君，不论是朝廷百官，还是宦官集团，都倾向于立长君。僖宗的父亲懿宗有八个儿子，当时尚在的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就是排行老六的吉王李保和排行老七的寿王李杰（即昭宗李晔）。朝官认为李保在诸王中最贤明，年龄也较大，有意拥戴他为皇帝，但是立场相对的宦官必定要与之对着干，这样才能有拥戴之功，在新皇帝面前得宠，而且李保太聪明不易控制。因此，宦官首领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拥立寿王李杰为皇帝。在僖宗弥留之际，杨复恭请立李杰，当日，就宣诏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几天后，僖宗驾崩，李杰即皇帝位，更名李敏，后又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是为昭宗。
　　昭宗李晔，咸通八年（867）二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母亲王氏出身低贱，因此昭宗对当世百姓的疾苦有所体会。昭宗少年时处在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中，熟读诗书，在文学、音乐上颇有造诣。昭宗即位前，曾随着皇兄僖宗颠沛巴蜀，并成为僖宗身边的少数亲信之一。
　　昭宗即位后，文武百官都对新君寄以厚望。但是，当时的唐帝国已经如同一座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房屋，经过僖宗那十几年的混乱政治，昭宗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形势十分严峻。
　　政治方面，中央以杨复恭为首的宦官集团控制着禁军，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昭宗鉴于前朝的教训，不得不对他们曲意相待，事事姑息迁就，能忍则忍；地方上藩镇林立，拥有自己的军队，名义上归附天子，实际上各霸一方，对中央的命令阳奉阴违。唐朝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和中央脱离关系，被地方军阀所派的人员取代，州无刺史，县无令长，地方事务多由武夫管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日益缩小，可以说是号令不出长安。
　　经济方面，情况更是不妙。由于农民起义，军阀之间相互攻伐，连年战乱，战火遍布各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环，饥荒连年不断，更糟糕的是战乱仍在继续。各藩镇出于兼并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人们为了逃避饥荒战乱，有的变成流民，有的则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加重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就连昔日富甲天下的江淮地区，也出现了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的景象。荆南地区经过战乱之后，仅存几十户居民。南方尚且如此，藩镇林立的北方更糟糕了，粮食长期紧缺，岁荒时人们易子而食，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地方经济残破如此，更何况藩镇都自辟衙署，租税自专，不再贡献朝廷，朝廷的开支极度困难。
　　军事方面，各个藩镇拥有强大的军队，而朝廷所掌握的禁军几经失散，兵少力微，自保尚且不足，哪里还能与地方相抗衡。
　　昭宗即位后，面对这个烂摊子，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稳定浮动的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支持。为了扭转先朝奢靡的习俗，唐昭宗厉行节俭，把一些不必要的开支省去。他曾经对杨复恭说：“我没有什么德行，能够登上皇位全靠你的大力扶持，所以生活上不应该太奢华，应该以节俭示天下。”比如懿宗和僖宗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换一套新衣，还要求太常寺每天献一首新曲，到了昭宗时都免掉了。
　　昭宗的志向在于恢复祖宗旧业，因而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才正如他自己所说，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才能之人，想以此扭转僖宗以来朝廷号令不振、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昭宗还为僖宗朝的一些无辜身死的官员平反，以收拢人心。
　　昭宗也注意到了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以期扭转唐末世俗崇佛的风气。大唐初建时，皇帝附会自己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因此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道教被列为三教之首。后来，佛教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懿宗时大肆佞佛，广造佛寺。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昭宗为了扭转世风，便提倡道教，接纳方士。在推崇道教的同时，他没有忽视儒学的作用，对儒学予以大力支持。昭宗实行的上述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朝臣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朝廷内外都为有这样的明君而欢欣鼓舞，而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似乎也有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巧施计谋除权宦
　　
　　昭宗身材魁梧，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相。但是他的母亲只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宫女，由于子以母贵是帝王之家的信条，昭宗并不具备争夺帝位的优势。当皇袍加身之后，多年的历练使他并不怀疑自己当皇帝的能力，也不畏惧复杂混乱的政局，而是对于自己得来皇位的方式感到羞耻。杨复恭扶立昭宗后，自以为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立排众议，新皇帝怎么也轮不到昭宗。杨复恭洋洋得意，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定策国老，视昭宗为门生天子。昭宗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不是小孩子，并不像杨复恭想象的那样容易控制。昭宗已经认识到大唐的衰败和宦官专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生杀废立皇帝有如儿戏，顺宗、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乃至自己的父兄懿宗和僖宗都是由宦官扶立的。每当想到宦官种种误国欺君的罪行，昭宗深切地感到此辈不除，则大唐中兴无望。
　　昭宗对将自己扶上皇位的杨复恭的专权十分不满。表面上，昭宗一再对杨复恭表示尊敬。同时，却尽量回避与杨复恭等人的接触，政事都和宰相们商议。暗地里，昭宗经常与大臣们谈论限制宦官，提高君权的事情。
　　一次，昭宗的舅舅王瓌要求出任节度使，昭宗问杨复恭可否予以任命，杨复恭对昭宗说：“吕产、吕禄败坏了汉朝；武三思败坏了唐朝。外戚一定不能用为封疆大吏，可以封他当个闲职，否则，怕他有了地盘之后，不听朝廷的指挥。”因此，王瓌没能当上节度使。后来，杨复恭担心王瓌同自己争权夺势，先是主动提出让王瓌出任黔南节度使，然后在他赴任的途中，派自己的亲信把王瓌所乘的船弄沉，王瓌一家及仆人全部淹死。事后，他对皇帝说王瓌因船坏而遇难。不久，昭宗得知了王瓌的真正死因，对杨复恭痛恨非常。无论是个人恩怨，还是对权力的争夺，杨复恭都成为了昭宗的最大敌人，因此昭宗决心将其铲除。
　　杨复恭为了巩固政权，广植党羽，认了不少文武官员为干儿子，派往各地任刺史，把持地方政权，号称“外宅郎君”。他还收了六百个宦官为干儿子，派往各地做监军，牢牢控制军队。为了除掉杨复恭，昭宗对杨复恭的干儿子进行拉拢，挑拨双方的矛盾。杨复恭有个干儿子叫杨守立，本名叫胡弘立，官为天威军使，勇武过人，官兵都很怕他。昭宗用计离间杨复恭和胡弘立的关系，让他两个人相互攻击，以便趁机除掉杨复恭。一次，昭宗对杨复恭说：“你的那个叫守立的儿子，我想叫他到宫里担任守卫，你把他领来吧。”杨复恭不知是计，很快就把胡弘立领进了宫。昭宗当即封他统领六军，并赐姓李，赐名顺节，宠信非常。李顺节果然上了钩，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同“义父”杨复恭争夺大权，李顺节经常向皇帝打小报告，揭发杨复恭的种种不法行为。
　　唐昭宗笼络住李顺节以后，对杨复恭便不再假以颜色了。一天，昭宗和宰相们正在延英殿商量藩镇叛乱的事情，杨复恭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把自己抬到大殿上，直到皇帝跟前才下轿。宰相孔纬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便对昭宗说：“陛下身边就有反叛之人，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昭宗听到后假装吃了一惊，忙追问是谁。孔纬指着杨复恭说：“就是杨复恭！”杨复恭连忙对昭宗说：“臣岂是背叛陛下之人！”孔纬说：“杨复恭不过是您的一个奴才，竟然乘着轿子来大殿。而且他还广结党羽，到处认干儿子，这些人不是掌典禁军就是节度使，这不是明显地要造反吗？”杨复恭急忙辩解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广收人心，更好地辅佐皇帝。”这时候，昭宗厉声说：“你说这些都是为了收拢人心，替国家着想，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而姓杨呢？”问得杨复恭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此后，杨复恭和昭宗的矛盾公开化了。杨复恭写信给他在各地的干儿子们，让他们拥兵自立，不给朝廷进贡。他的干儿子龙剑节度使杨守贞和洋州节度使杨守忠，开始不向皇帝进贡，并且还上书攻击朝廷。对此，昭宗也毫不示弱，于大顺二年（891），夺了杨复恭的兵权，转而派他到凤翔去做监军。杨复恭针锋相对，留在长安拒不上任，同时，上奏要求回家养老，以此对昭宗进行要挟。昭宗趁机同意了他的请求，免去了他的官职，只给他留了一个上将军的空闲职位。杨复恭看到要挟不成，反而失了兵权，恼羞成怒，派人将宣布皇帝旨意的使臣杀死于归途中，然后自己逃到商山隐居。不久，他又回到长安昭化坊的官邸。其官邸距离玉山军营很近，他的干儿子杨守信是玉山军使，经常到他家中探望。杨复恭还给他的侄子兴元节度使杨守亮写信，说昭宗对不起自己，忘记了他的拥立之功，不仅不知恩图报，还对他百般刁难。他还指示杨守亮要“积粟练兵，不要进奉”，公开和昭宗抗衡。
　　这时候，有人向昭宗密报杨复恭同杨守信合谋造反。昭宗正在等待最有利的时机，他把以往搜集到的杨复恭的罪证连同谋反的消息一同公布，派李顺节等人带兵前去逮捕杨复恭。杨复恭令其家人抗拒官兵，杨守信也带兵前来助战，双方发生大战，从白天一直打到深夜。这时，守卫城门的禁军想趁乱打劫，昭宗对此早有准备，命令宰相刘崇望率领人马守护财物，防止有人抢劫。刘崇望看到禁军要抢劫，斥责道：“皇帝正在亲自督战，你们都是皇帝的宿卫之士，应当前去杀贼立功，而不是趁火打劫。”众军士都表示愿意听命，跟着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复恭看到刘崇望带兵增援，自料难以继续对抗下去，于是带领全家出逃，直奔兴元。杨复恭到兴元后，纠集兵力，向朝廷开战，昭宗也借助各地节度使的力量与之对抗。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杨复恭的军队被节度使李茂贞打败。最终，杨复恭在逃亡的途中被捉，当即被斩首。
　　杨复恭出逃后，李顺节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昭宗纳入了铲除的名单之中。昭宗命令两军中尉铲除李顺节。两军中尉以昭宗的名义诏李顺节入宫，李顺节带三百士兵来到宫门，宫门侍卫拦住随行军士，只让李顺节一人进宫。李顺节一进宫，即被埋伏的士兵所杀。
　　经过一系列斗争，昭宗初步掌握了权力，狠狠打击了多年以来宦官骄横跋扈的状况，使宦官势力多年来第一次遭受重创。但是在打击宦官势力的过程中，另一个令昭宗头痛的难题又出现了，这就是越来越庞大的藩镇势力。

　　讨伐藩镇、事与愿违

　　藩镇出现在唐朝中期，当时主要是为了保卫唐朝边疆的安全，但安史之乱后，安禄山等人的党羽纷纷投降唐朝，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除著名的“河北三镇”外，当时唐朝内地的许多节度使也各占一方，对抗朝廷，成为割据势力。他们在辖区内任意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的职位常常父死子继，或由其部将承袭。这些割据势力利用手中的兵权、财权，威胁朝廷，甚至起兵反叛。
　　昭宗时，藩镇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面对这种情况，昭宗认识到皇室微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支足够震慑诸侯的武装力量，所以藩镇才各自拥兵，目无天子。僖宗时，中央禁军已经被彻底摧毁。因此，昭宗即位后不久，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得十万之众，“欲以武功胜天下。”在禁军初建后，昭宗便开始了对藩镇的斗争。当时，王建进攻彭州，陈敬瑄率兵救援，王建退兵骚扰西川，陈敬瑄与王建相持不下，中断了对朝廷的贡赋。王建便以此为借口，请求朝廷出兵讨伐陈敬瑄。当时，曾经在僖宗朝风光一时的宦官田令孜正在西川，昭宗首先下令讨伐西川，一是想通过此举压制一下藩镇的气焰，树立自己天子的威严；二是想借讨伐陈敬瑄，报当年田令孜打自己一鞭的耻辱。
　　文德元年（888）十二月二十四日，昭宗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率兵出征，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助讨，同时新设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二十五日，下诏剥夺陈敬瑄官爵，伐西川之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杨守亮、顾彦朗各自有一方领地，所以抽不出很多兵力，而领兵的韦昭度是个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虽然人数不少，却是新建的，缺乏训练，纯属乌合之众，不堪大战，所以王建成了讨伐的主力军。然而，王建既然得到朝廷的封地和承认，也就不急着和陈敬瑄速战速决了，他一边扩充兵力，一边收拢人心。当时，绵竹地方的土豪各自拥兵自保，多者万人，少的也有千余人，王建四处游说，将这些人收拢在自己的麾下。这些地方土豪在当地都有一些号召力，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无论是兵力还是声势都大大增长。经过几年的征战，除了成都，整个西川已经基本掌握在王建的手中。这时，昭宗因为和李克用的战斗失利，被迫召回征西川的军队。可是，王建却没有跟随韦昭度回长安，而是留在了西川，同时切断了和唐王朝的联系，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在讨伐西川的同时，当时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温、李匡威、赫连铎联军打败，这对昭宗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从个人情感上讲，昭宗对李克用一直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使深受传统民族观念影响的昭宗对他怀有疑虑，而且李克用带领的这支军队对唐朝也是功过参半。李克用曾经帮助唐朝消灭了黄巢起义军，为兴复唐室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曾经兵临长安，逼迫僖宗再度流亡，昭宗自己也饱受颠沛之苦。但最重要的是，当时对朝廷威胁最大的几股势力中，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最强大。李克用兵多将广，势力庞大，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个强藩之一。昭宗要削弱强藩，首先便将李克用列入打击的对象。但是，当时的中央禁军不仅人数不多，也缺乏训练，根本无法与李克用相抗衡，只能借助其他藩镇的力量。
　　与此同时，朱温、李匡威、赫连铎三人上书表示李克用不除，终是国患，因此要继续攻打李克用。昭宗接到奏章后，更是喜上加喜，如果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昭宗心头也有一些不安，毕竟李克用在黄巢起义中为唐王室立下了赫赫战功，现在趁着李克用新败去讨伐，从情理上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朱温、李匡威、赫连铎的军队能否再次打败李克用还是个疑问。如果李克用失败了还好说，万一他胜利了，昭宗自己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昭宗感到事情难以决断，便召开殿前会议，令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官员讨论此事，没想到除了几个大臣同意以外，绝大部分大臣都反对。但最终，昭宗还是决定下诏讨伐李克用。于是，昭宗任命宰相张浚为行营都招讨，又任命几个节度使为招讨使，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联盟，择日向李克用所在的领地出发。
　　李克用认为张浚所率领的中央禁军是乌合之众，不足为虑；朱温虽然实力强劲，但由于领地四周敌人众多，无法全力进攻，对自己尚不能构成重大威胁；只有李匡威、赫连铎所率领的军队才是自己的真正对手。于是，他派遣少部人马去对付张浚和朱温，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张浚率领中央禁军，一心只想为朝廷多占些土地，生怕被同行的几个节度使抢去，于是不顾实力的弱小，一味向前，正好遇到了号称河东第一猛将的李存孝。李存孝虽然带的军队不多，但是面对十倍于自己的官兵却毫不惊慌，他设计诱使张浚的前锋中了自己的埋伏，轻易地活捉了张浚的前锋官。
　　张浚军的失利，大大挫伤了联军的士气，朱温的军队也没什么进展，反而吃了几个败仗。李匡威和赫连铎虽然开始时还算顺利，但当李克用率领主力部队赶到后就难以抵挡了，接连吃了败仗，李匡威和赫连铎狼狈逃走，人马损失一万多，连李匡威的儿子和赫连铎的女婿都成了李克用的俘虏。在打败李匡威和赫连铎后，李克用率领大军掉头杀向张浚，轻松地击溃了张浚的军队，河东战役到此告一段落。
　　昭宗面对这种结局，心中懊恼自己的判断失误；沮丧自己即位后所做的削藩努力通通付之东流；伤心自己组建的禁军在这一战中损失殆尽；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为了平息李克用的怒火，昭宗了当初赞成出兵的官员。
　　西川之役与河东之役，是昭宗即位后进行的两次削藩战争，但是结果却与当初设想的大相径庭：西川之役虽然最终消灭了田令孜，但是却最终失去了西川，让王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河东之役虽然确实削弱了李克用，但是自己辛辛苦苦创建的中央禁军折损大半。朱温则坐收渔翁之利，助讨本身就提高了他的声望，李克用被削弱也解除了对其领地的威胁，使朱温得以集中精力去消灭四周的势力。从此朱温的实力一天天壮大起来，昭宗间接上帮助朱温成为了中原霸主，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这次失败使昭宗的威望损失殆尽，逐渐沦落为诸侯们随意侮辱的对象。在这以后，又有一些诸侯领兵进入长安，威胁昭宗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宦官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但是仍然不甘心失败，继续同昭宗争夺权力。昭宗也认识到局势已非自己所能控制，自己能做的就是在各个强藩之间穿针引线，尽力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来延缓唐朝的衰亡。

　　魂断洛阳、惨淡收场

　　在昭宗统治的后期，朱温势力日益强大，李克用，李茂贞等诸侯联合起来对抗朱温，双方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宫廷内部，仍然面对宦官势力的困扰，在诛灭以刘季述为首的宦官之后，昭宗希望能够诛尽宦官。枢密使韩全诲（也是宦官）早有防备，拉拢李茂贞，并挟持昭宗逃往李茂贞所在的凤翔。朱温见此状况，也率领大军西进，企图夺回昭宗。李茂贞联合李克用对抗朱温，但均被朱温打败，朱温率领大军包围凤翔，李茂贞只得困守。凤翔完全与外界隔绝，粮食及各种物资越来越缺乏，大雪天寒，冻饿而死的人民不计其数。昭宗虽贵为天子，但是也只有少量的肉可以吃，昭宗的子女连粥汤都喝不上。昭宗万般无奈，只得出卖自己的御衣以及皇子们的衣服买些豆、麦，“于宫中设小磨，遣宫人自屑豆麦以供御”。经过几个月的围困，李茂贞被迫杀掉了韩全诲等宦官，与朱温议和。昭宗又落入朱温手中，返回长安没多久，就被朱温安排在易于控制的洛阳。
　　朱温为了称帝，杜绝后患，决定向昭宗下手。天佑元年（904）八月十一日，昭宗正在皇宫安歇，朱温的手下蒋玄晖和史太带领一百多人深夜来到宫殿，言军前有急事相奏，欲面见皇帝。昭宗的妃子见来人众多，正在犹豫，史太挥刀杀死她，闯入宫内。蒋玄晖入宫后见到昭仪李渐荣，问她：“皇帝在哪儿？”李渐荣大声说： “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皇帝！”昭宗由于内心苦闷，喝了些酒，正在睡觉，听到有人入宫寻他，暗觉不妙，急忙起身，只穿着单衣绕柱躲藏，史太逼近，将昭宗杀害，时年三十七岁。昭仪李渐荣为了保护昭宗，伏在昭宗身上，也被杀害。
　　昭宗在位的十六年间，一直在为解决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而努力，当时一位宰相就曾说昭宗“内受制于家奴，外受制于藩镇”。昭宗励精图治，希望能够恢复大唐的盛世局面，无奈主观意愿被无情的客观事实所限制，他面临的局面已经使他的满腔热情无用武之地。由于长安尚在昭宗的掌握之中，对于翦除宦官还算顺手。但对藩镇割据，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改变状况，可这正是昭宗所缺少的，因此昭宗只能实施一种平衡政策，即不允许任何一股势力强大起来。他将杨复恭赶跑到山南西道，但是却不允许李茂贞去攻打山南；自己屡次遭到关中几股势力的欺凌，但是当李克用率大军赶来时，却不许之进攻。尽管这样，朱温还是逐步铲除河南群雄，大败李克用，成为中原霸主。到此，大唐的江山以及昭宗的身家性命也就不保了。
　　纵观昭宗的一生，他颇想有番作为，整顿内政，但是事与愿违，大唐事实上早已经支离破碎，任何一个手中有些兵力的藩镇几乎都能随心所欲地置大唐于死地，昭宗所做的，只是勉强使大唐多存在了几年而已。

二十一、大唐二十帝之哀帝李拀（892～908）

　　昭宗景福元年（892）九月三日，哀帝李柷出生在后宮的大内宫，初名李祚，母亲何氏时为淑妃，不久被立为皇后，他是昭宗的第九个儿子。李柷是辉煌的大唐帝国290年历史中的最后一个皇帝，小小年纪就被大军阀和权臣们推到了皇帝这个火山口上，在百般屈辱和欺凌中过了三年有名无实、连普通百姓都比不上的险恶的帝王日子，并最终用自己少年的鲜血为伟大的唐王朝划上了句号。

　　即位：坐上火山口

　　乾宁四年（897）二月，李祚未满5周岁，受封为辉王。天复三年（903）二月，昭宗宣布以11岁的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以梁王、检校太师、中书令朱全忠也就是后来代唐自立的后梁皇帝朱温为副元帅，统领全国军队。从此，这位可怜的帝王家的娃娃便与这个乱世枭雄朱温朱全忠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祐元年（904）八月，朱全忠遣其亲信蒋玄晖等人赶赴洛阳杀死了有雄武之气概的唐昭宗（当年三月朱全忠曾胁迫昭宗迁往洛阳）及其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当时，何皇后痛哭流涕，跪倒在蒋玄晖脚下，苦苦哀求他饶恕其性命，并表示愿以身侍奉。看着脚下哀哀哭泣的绝色美人，蒋玄晖淫念大动，于是刀下留情，免何皇后以不死。自此以后，两人的命运便交接在了一起。李祚当皇帝后，奉何皇后为皇太后，并为她建造了太后宫，取名积善宫，故称何氏为积善皇太后。
　　唐昭宗遇害的第二天，早朝时蒋玄晖假传圣旨，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改名李柷。中午时分，又矫宣皇太后令，皇太子于昭宗灵柩前即皇帝位。然后派太子家令李能前往十六宅向诸王及宗室报丧。诸王、宗室及百官到齐后，皇太后差太常卿王溥为礼仪使，为儿子举行了简单的即位仪式，年仅13岁的少年李柷登上了皇位，是为唐哀帝。
　　接着，蒋玄晖向百官宗室宣布：昭仪李渐荣与河东夫人裴贞一合伙杀害了昭宗皇帝，已惧罪投井自杀，二人罪大恶极，现将她们追削为庶人。这样，他把弒君之罪转嫁到了死人身上，从而掩饰了朱全忠、蒋玄晖的罪行。究竟是谁杀害了昭宗，宗室诸王和百官大臣当然不会糊涂，但面对朱全忠等人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们竟然不敢哭出声来。

　　灭亡：以身殉大唐

　　哀帝少年当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权臣们的玩物。事实上，小朝廷的一切权力完全掌握在朱全忠手里。为了给篡权造成一个有利的形势，以便早日登上皇位，朱全忠开始大肆杀戮宗室和朝廷大臣。
　　天祐二年（905）二月，朱全忠指使枢密使蒋玄晖把昭宗的诸子德王李裕等九位亲王召到九曲池，摆起了鸿门宴。九位亲王不知是计，到后便开怀痛饮，个个酩酊大醉，这时，蒋玄晖事先布置好的刽于手们一拥而上，将九位亲王用绳索绞死。
　　唐朝的气数确实尽了，在国家破败的危难之际，朝廷的大臣们也不自爱，仍在不知廉耻地争权夺势。宰相柳璨进士及第不满4年，便被朱全忠推上相位。裴枢等几位宰相自负自己声望甚高，极为轻视柳璨，柳璨因而十分痛恨裴枢等朝臣，一直在寻机报复，他竭力讨好朱全忠及其心腹，诋毁裴枢等人，将之远贬他郡。随后，柳璨又开列了一张黑名单，把不合己意的朝臣都列了进去，对朱全忠说，这伙人喜欢结朋党，制造是非，留之无益，应尽快除掉。朱全忠的重要谋士李振因屡举进士不第，对进士出身的朝官极为痛恨，他也对朱全忠说，唐朝之所以破败，都是轻薄短浅的士人紊乱纲纪的缘故。大王（朱全忠）要成大事（指代唐称帝），这些人是大障碍，不如把他们全都杀掉。朱全忠认为言之有理，便逼迫哀帝颁布诏书，将裴枢等旧宰相及出身高门、科举入仕的大朝官等30余人，各赐自尽。朱全忠又下令把他们的尸体全部投入黄河。
　　宗室既除，朝臣也被清洗了个干净，整个朝廷全部控制在了朱全忠手里。对这个乱世枭雄来说，他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将哀帝的皇帝名分“合情合理”地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了。
　　采用什么方式让哀帝把帝位传给朱全忠而又名正言顺呢?上古有尧舜的禅让，并一直为后世传作美谈，但这似乎太原始了些．隋炀帝与唐高祖李渊的禅位方式正与当时情形相似，朱全忠决定用这招把小皇帝请下帝位，他疯狂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然而，宰相柳璨、大臣蒋玄晖、张廷范等人似乎没能领会朱温的迫切心情，他们还在愚蠢的与哀帝、皇太后商议要按部就班地经过封大国（国号）、加九锡、行殊礼，然后受禅的程序，还打算在天祜三年（906）十一月让哀帝率群臣到南郊举行祭天大礼。急于登上皇位过皇帝瘾的朱全忠闻讯大怒，认为这是蒋玄晖等人与哀帝、皇太后在密谋拖延禅位时间，以便图谋不轨。因此，他急匆匆从淮南平叛的战场中赶回他的大本营大梁（今河南开封），扬言要灭亡唐朝。
　　哀帝十分害怕，一不愿意提心吊胆地当这个傀儡皇帝，他还是个少年，正是贪玩的年龄，哪能承受得了这么巨大的压力呢?二害怕朱全忠杀他。哀帝立即把祭南郊的活动推迟到第二年正月。同时，哀帝又派刑部尚书裴迪去大梁传达圣旨。加授朱全忠为相国，使之为百官之长，并加九锡之命。然后又责令蒋玄晖去大梁向朱全忠请罪。看到朱温仍没有和解之意，哀帝十分忧虑，急忙把宰相们找来商量解决的办法。宰相柳璨说：“现在朱全忠已是众望所归，陛下应早日禅位。”可怜的哀帝回答说： “朕也是这样想的，卿可去大梁传达朕的意愿。”
　　朱全忠对蒋玄晖等人耿耿于怀，决意要清理这些执政大臣．天祐三年（906）十二月，蒋玄晖被押送河南府处斩，并当众将其尸体焚烧。柳璨被斩于上都门外，张廷范被处以五车分尸的极刑。他们的家属、亲信也皆遭屠戮。
　　临刑时，明白过来的柳璨在悔怒交加的情况下大声喊道：“负国（唐）贼柳璨，你该杀该杀。”柳璨遗承了朋党的恶习，借朱全忠的威势，除掉了许多不合己意的大朝官，如今死到临头，终于明白自己丧尽天良，该杀。
　　蒋玄晖在杀唐昭宗时，被何皇后的姿色所惑，刀下留情，此后两人频繁幽会于积善宫，二人欢爱之余，时常议论哀帝及唐王朝的命运。何太后激励蒋玄晖说，哀帝的皇位是无法保住了，迟早要为朱全忠所取代，既然大唐要换作朱氏王朝，为何不能成为蒋氏天下呢?蒋玄晖有了野心，于是便与哀帝及诸大臣商议，以祭南郊的活动，来拖延禅位的时间。不料想他们的密谋被朱温的耳目发现，故有十二月之戮．皇太后既然也参与了密谋，朱全忠当然不会放过她，玄晖被杀后，他马上遣亲信去积善宫杀死了何太后。
　　接着，朱全忠下令停止宦官首脑机关枢密使和宣徽南、北院的工作，两院的官吏全部归属中书省，一切公事都必须请示中书。唐中期以来如毒水般泛滥的宦官势力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再也无法干预朝政，弄权误国了。
　　天祐四年（907）正月，哀帝派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赴大梁慰问朱全忠，贻矩趁机向朱献禅让之计，这正合朱之意，因此，朱全忠一口应诺。薛贻矩返回洛阳后，立即上奏哀帝：“元帅（朱温）同意受禅，陛下应当早日去掉身上的重负，早行禅位之礼。”于是，哀帝下诏准备在二月举行传禅大礼。
　　三月初，哀帝诏告群臣，宰相张文蔚、杨涉等率领文武百官奉宝绶，赴大梁，禅皇位于朱全忠。
　　朱全忠接受禅让称帝，为梁太祖，改元开平，立国号梁，史称后梁（907-923）。持续290年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芒四射的唐王朝至此宣告灭亡。
　　朱温称帝后，封哀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今山东曹县）。第二年，即开平二年（908）二月二十一日，朱全忠派亲信杀死了李柷，时年17岁，谥曰哀帝，葬于温陵。后唐明宗时，追谥其为昭宣光烈孝皇帝。
　　哀帝不过是朱温为了篡位需要而推上台的应景人物。他坐看父母被杀，兄弟遭戮，哭泣不能。不久江山社稷拱手让人，自己也只有等着朱温送鸩酒的份了。
　　朱温建立后梁后，地方上势力较弱的节度使接受朱梁册封，而多数实力强大的藩镇则采取对抗的态度，纷纷自立为国，历史自此进入了干戈纷攘的五代十国时期。

- 作者： 春梨 访问统计：　2005年07月27日, 星期三 20:08 加入博采